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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缓刑制度的两个问题探究 本文讲述了关于缓刑制度的两个问题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赶快仔细阅读下吧。 一、缓刑的适用 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的缓刑制度存在着不少弊端，导致缓刑在适用中发生困难，如缓刑适用少或者在缓刑考验期内对缓刑犯监督不力等。新《刑法》第7277条对缓刑制度做了更为全面的规定，在若干方面对缓刑做了补充和修改。但是，新《刑法》的规定并不是令人满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对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仍保留了1979年《刑法》过于原则的规定，因而实践中缓刑的适用仍然存在不易操作的难题。以下，笔者即对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作些探讨，并据之实践中适用缓刑时存在的一些误区加以分析。 (一)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 适用缓刑的条件分为前提条件和实质条件。依新刑法，前提条件是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且非累犯。由于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容易理解和操作，在此不赘述。新《刑法》对实质条件仍维持1979年《刑法》的规定，具体而言就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问题是在理论上容易理解实质条件，然而在实践中却不好把握。笔者认为，它实际上就是按照刑罚个别化原则，对已被判处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且非累犯的犯罪人，根据本人及其罪行的某些情况衡量其人身危险性大小，从而确定其是否会再危害社会的标准。在符合前提条件后，适用缓刑的关键就是根据有关情况看犯罪人是否会再危害社会。而这是通过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反映出来的。因而，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的过程中，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成为衡量犯罪人是否会再危害社会的标准，从而也是决定是否适用缓刑的关键因素。在实践中，由于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比衡量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大小要困难得多，而且法条只有概括性规定而没有列举性规定，所以由于理解差异，以致不同的法官常常对同样的情况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的原则规定，应从两个方面来判断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一方面，首先应考察犯罪人罪前及罪后的情况。尽管人身危险性实质上是未来实施危害行为的可能性，但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可通过分析犯罪人过去的言行和一般情况，包括其年龄、婚姻状况、性格、文化程度、经济状况以及工作情况等，尤其是犯罪人主观上表现出来的反社会性格和危险倾向来作出具体判断[1]。至于何种言行体现出多大的人身危险性，离不开社会相当性原则。通过各种实例的比较借鉴，按照社会一般观念，对犯罪人的某种个人情况评价为某一程度的人身危险性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当然这同样离不开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科学发展角度出发，借鉴国外经验，总结多国的量刑实践，建立我国自己的人格调查制度，使人身危险性的考察、评断趋于规范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2]。 另一方面，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又是与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所以，对人身危险性判断尽管是针对行为人将来再犯罪的可能性，但这离不开对犯罪行为本身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把握。否则，就会使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失去客观标准。具体来说，可以对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犯罪性质、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内容、犯罪对象、犯罪损害结果、主体情况[3]。 在适用缓刑时，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尽管某些人的罪行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但其人身危险性却可能是一时的，从而可以考虑对其适用缓刑;相反，尽管某些人罪行较轻，但其人身危险性却较大，从刑罚的目的出发，对这些人就不宜适用缓刑。 (二)实践中适用缓刑的几个误区 当前实践中适用缓刑仍主要靠审判人员的主观判断，而审判人员由于法律意识、业务水平、办案经验以及个人因素等的差异，对人身危险性的理解不同，因而实践中存在着不少误区。笔者从中选取几种典型情况试作分析，以期服务于司法实践。 1.误区之一：将犯罪人有无较好的改造环境作为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一个依据。有之则认为不致再危害社会，无之则认为人身危险性大，不适用缓刑。 评析：如前所述，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可通过犯罪人的年龄、性格、经济状况、婚姻状况等表现出来。这些具体表征意味着承担相应的责任，因而只能限于犯罪人本人的情况，而不能包括犯罪人本身以外的其他情况。否则，不仅缺乏客观事实根据，更有失公正。正如有学者不同意将他人的初犯可能包容于人身危险性之中一样[4]。笔者认为，所谓的改造环境纯属犯罪人本身以外的因素，它既不反映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也不决定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大小，如果将之作为适用缓刑的依据，那实际上就是由与犯罪人无关的因素来决定犯罪人应负的刑事责任大小。这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也违反了罪责自负原则。因而是不妥当的。 诚然，良好的改造环境有可能更利于犯罪人判缓后的改造，也有学者将之作为一个考虑因素[5]，但不容置疑的是，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种观念，即所有的缓刑犯都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改造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