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政治逻辑的复归-读《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docVIP

　　地理政治逻辑的复归:读《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 　　 　　一 　　 　　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并未如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预料或建议的那样放弃以往那种“绝对优势战略”，转而采取摆脱在欧亚大陆承担义务的“离岸制衡战略”，而是继续维系其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存在。对于那些以结构现实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大战略研究，美国的行为显然构成了一种反常现象。《霸权的逻辑》以经典地理政治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反复出现的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大陆强国对抗的历史的剖析，探究霸权、均势与地理政治三者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主导性海洋国家的霸权地位与欧亚大陆主要区域的均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以期对这一反常现象作出自己的解答。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自诞生以来，尽管屡受挑战，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究其原因，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依据对市场秩序的比附认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逻辑与国家确保自身安全与自主的意愿共同作用，导致了均势与国家“维护均势”的意愿、意志与行动无涉的反复而自动的生成。从“体系性结果”而不是从“国家的行为”来理解、解释均势的再生产构成了结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体系理论而不是还原理论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 　　作为一种高度简约的体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除了对国家某些基本的预设——理性、自利，以维护自身安全与自主作为基本价值诉求，悬置了国家维护均势的意愿、意志与行为在均势体系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均势的生发与维系是单位层面的国家为维护其生存而采取的行动（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在体系层面产生的非意图后果。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也就因此将均势的实现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为维护均势而有意识采取的行动置于黑箱之中。由此造成了《霸权的逻辑》所谓的结构现实主义“非时间”与“非空间”的“缺陷”。 　　就知识的谱系而言，《霸权的逻辑》通过批判继承地理政治学说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斯皮克曼对“心脏地带国家”与“边缘地带国家”的界分，并结合历史学家路德维希#8226;德约关于欧洲均势从来就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体系，而是一个需要侧翼大国动员区域外资源不断进行干预方才得以维系的动态的开放体系的论断，对现实主义理论中“两种并行不悖但却又无法兼容”的思想脉络进行了辨析。 　　《霸权的逻辑》指出，现实主义学派一直存有“均势现实主义”与“霸权现实主义”的理论分野。对于包括汉斯#8226;摩根索、肯尼斯#8226;沃尔兹、约翰#8226;米尔斯海默以及克里斯托弗#8226;雷恩在内的前者，“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生存压力必然使国家……制衡那些可能在体系中确立自己霸权地位的国家”。在以罗伯特#8226;吉尔平、A.F.K. 奥根斯基、乔治#8226;莫德尔斯基等为代表的后者看来，“历史上霸权国的出现往往带来体系的稳定，因为霸权国在推进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的同时，同样也将会创立一整套政治和经济上的结构及行为规范，从而实现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治理”。“从表面上看”，二者“界定的体系稳定原则（即均势与霸权）完全不同甚至相悖”。造成这一理论分歧的原因是，“二者对体系中霸权的性质及基础有着不同的界定”。均势论“揭示的那种现代世界历史上欧洲各大国对霸权觊觎国的制衡倾向，针对的主要是那种以庞大的陆上军事力量为基础的陆上霸权”。而霸权论“一般都是以主导性经济和技术性领域及海军力量等方面的绝对领先优势来界定霸权的”。据此，《霸权的逻辑》认为，“所谓现代国际‘体系’乃是由两种不同原则主导的‘体系’而构成的，即‘均势原则’主导的区域性（欧洲）大陆体系以及由‘霸权原则’主导的全球性大洋体系”。“区域性体系只有在列强间实力保持大致平衡条件下才能保持稳定，但全球性大洋体系则只有在一个主导性经济和海军强国存在的情况下才是最稳定的。” 　　两大体系的内在联系与互动以及相互关系的演变造就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区域性大陆体系与全球性大洋体系对霸权的性质及基础的不同界定，是造成霸权功能性差异的根本原因。这种差异经由现实主义理论所深刻揭示的“安全两难”的作用机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主要大国对于以陆权为基础的霸权同以海权为基础的霸权的不同理解与反应，并因此决定了这样两种类别的霸权在维系其权力基础时承受的风险与支付的成本的重大差异。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国际关系的终极问题。战争对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的影响不仅在于在一个由多个合法地垄断了暴力手段的国家组成的体系中，无政府状态造就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家始终处于战争的死亡阴影之下（现代条件下，所谓的国家死亡倒不见得是国家作为民族共同体及其治理手段的灭亡，而更可能是一个国家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势下，外部势力对其基本价值观念和制度的强行改造），更是由于国家终究无法摆脱为避免毁灭而进行战争准备的所谓战争状态。作为体系属性的不确定性，经由安全两难的作用机理，强制性地限定了国家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