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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不能改为“民族文化自治” 对中国来说，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已经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框架内得到法律规范的保障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及其聚居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平等权利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而确立的。但是，在颇为流行的关于中国民族事务“去政治化”的观点中，“民族文化自治”之说也成为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说，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应该限于文化范畴，而不应是自治权的“政治化”。事实上，这种观点的现代背景也主要源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民族文化自治”当然不是什么“新思路”，是百多年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托·鲍威尔等人提出的民族政治理论。其要旨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各个民族无论其处于聚居或散居状态，都可以在各自特有的文化范畴实行自治，形成文化自治的民族统一。这一观点，曾引起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强烈的批评，认为这种观点掩盖了各个民族的阶级性，抹煞了每一个民族中都有“两种文化”的阶级差别，认为“宣传‘民族文化自治’就等于宣传精致的民族主义”（列宁语）。在当代俄罗斯联邦，不具备建立联邦主体的杂、散居非俄罗斯民族，通过成立族别性的民间文化组织，去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力和传承，在以前的苏联及东欧国家中也是一样，这也是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自治现象。但是，对中国来说，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已经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框架内得到法律规范的保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不仅从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教育事业、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对属于少数民族文化范畴的自治权利作出了规定，而且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民族文化事业，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加快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保护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不仅如此，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也是推动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表述，在其他多民族国家中恐怕绝无仅有。 在实践中，中国各少数民族通过博物馆、文化站、协会、团体、报刊、影视、网站等多种形式保护和传承着自身的文化，这些自治地方民间性的文化机构和组织之多，也绝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因此，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不仅仅是自治权利的题中之义，而且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既无需重新定位少数民族文化自治权益，也无需去模仿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只需要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进程中不断使这些政策原则落到实处。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产生及其政策化，都不具有可资借鉴的直接经验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产生及其政策化，大体上有两个背景：一是对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认识，二是同化政策的失败。但是，放弃同化政策转而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目的是一致的，即促使移民能够在“民族国家建构”计划中实现入籍归化。当然，在不同国度，政界、学界和民间社会对多元文化主义观念和政策的理解并不相同，因此有关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政策效应的争论也比比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国际移民现象呈现了规模巨大、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这使得西方典型的民族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也开始倡导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其目的也是为了促使这些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然而，2010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宣称，多元文化政策并未使土耳其等穆斯林移民融入主流社会。同年法国采取了驱逐罗姆人的措施。2011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多元文化政策在英国失败。当然，这些政治家言过其实的说法和极端性的行动，无助于这些发达国家解决日益突出的移民问题，而排外性的右翼政治势力上升和民间“光头党”一类新法西斯组织的活动，则使移民问题正在成为其“民族国家建构”计划中具有持久性的挑战。试图通过多元文化政策在短期内（即便是几十年）达成移民归化的目标，显然是谋求“一体化”的急性病。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认为，使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是个艰难的、长期的、需要经历几代人的过程”。从这些国家的移民问题来看，除了金里卡对这一过程长期性的看法外，有关多元文化政策的成功或失败，都不具有可资借鉴的直接经验，因为这种融入是以获得国籍为标志。而中国的少数民族生来就享有中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