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群众强迫命令是犯罪行为.docVIP

对群众强迫命令是犯罪行为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中指出：“现在在不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起的现象。“安子文同志在同一个会议的报告中列举了命令主义者的一些具体表现：“几乎把每件工作都当成任务来摊派，并在摊派了任务之后用各式各样的粗暴办法去强迫完成。他们不仅在徵收公粮、动员民工等项工作中采用强迫命令办法，而且在农业生产、爱国卫生运动等直接给群众利益的工作中也采用这种错误办法。例如山东，在打井抗早运动中，泰安、料州、文登等地区，有的区、乡干部给群众按户分配任务，到群众地中任意划圈，强迫群众照圈打井，有的指派民兵站岗，将全村居民集中强迫打井，甚至有的突然封锁集镇，扣留赶集群众打井。这样强迫打成的井多数不能用。诸城县共打井两万多眼，能用者不足五千，已用者不到三百。再如在推广优良品种工作中，锄水等地在农民已种上小棉后才将优良品种摊派到户，强迫群众锄去已种的小棉，不愿锄者即遭乡长捆打。苍山县甚至当棉花已结桃，即将丰收之际，还强迫群众拔了四百九十多亩棉花。这样的事情，并不只是山东有，而是很多地方都有的。像强迫打井的事情，热河、河北就都有类似的情形。由于强迫命令，河北宁晋县一九五二年打井五千四百十六眼，只有一千多眼有水；天津专区打井七万眼，有四万眼不能用。” （注一）又如内蒙的义隆勇村一干部，因为农民不使用新式农具，拿斧子跑到地里，把农民耕地的铧子都砸碎了。 从以上这些事情就很清楚地看出：因为工作中强迫命令作风，就将好事办坏。这就是使农民不但在经济上遭到了极大的损失，并且破坏了人民政府的生产政策，一度破坏了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政治威信，影响极坏。刘少奇同志说过：“对群众强迫命令，是犯罪行为。” 强迫命令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明目张胆一看就知道的，他们采取摊派、欺骗、威协、捆绑等手段，进行工作；另一种是伪装民主的。人们不容易看出来，他们也和群众商量，也开会，但完全是敷衍应付走过场，群众的正确意见是被限制提出和拒绝接受的，他们事前早就想好了一套，不管怎样还是要群众按着他的执行。 犯强迫命令错误的人的出发点，有的是单纯为了完成任务。想在很短时间内把一切事办完办好，但就是不看实际情况，而提出过高的使群众不能接受的要求；有的是好大喜功，夸耀自己的“成绩”，命令群众“做这样做那样”。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人纯粹是从个人私欲出发，一点道理却不讲，以极其恶劣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乱捕乱押，打骂群众，干涉婚姻自由，对批评者施行迫害报复，诬陷好人，甚至包庇反革命分子，强奸妇女和打死人。犯这种错误的人就是违法乱纪分子。 违法乱纪与强迫命令不同。一般地说，前者是属于思想品质的问题，后者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不论违法乱纪也好，强迫命令也好，都是脱离群众的。其结果是严重地危害了群众利益，造成人民群众的极大痛苦，破坏了党和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毛主席说：“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注二）犯强迫命令错误的人以为自己了解的东西，广大群众也都了解，因此硬要群众做还不了解、不相信、不愿意做的事。结果是想快则快不了，出力不讨好，犹如“杀鸡取卵”，“揠苗助长”。 强迫命令的产生与上级的官僚主义是分不开的。官僚主义者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在布置工作时，不从具体情况出发，只交代任务，不交代政策和工作作风，不推出完成任务的方法。工作中既不具体指导，也不进行检查。有的甚至要求下级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完成任务就是好的。他们陶醉于完成任务的各种数目字。这种作法对于下级的强迫命令作风，实际上是一种纵容和鼓励。在这种情形之下，下面干部就很容易承袭旧统治阶级的作法，为了完成任务，不择手段，强迫群众服从自己。因为上级官僚主义，下级的命令主义就很难发现或发现后就很难得到及时纠正。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官僚主义就是命令主义的温床，上级官僚主义越严重的地方，下级命令主义就越严重，这已成了一条规律。就如邮电部门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实现传递迅速、准确、方便、安全的要求，以便缩短时限，消减差错，正好地为国家建设和人民服务。”可是邮电部门领导上错误地确定了刀片面地完成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同时在确定任务的时候，“既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真正了解群众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又没有发动职工参加讨论，没有把上级的要求和广大职工改 进业务工作的热情结合起来，这样确定的增产节约任务当然是主观主义的，不容易实现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必然产生“单纯营利观点和单纯任务观点，发生强迫命令的错误。因为他们既然不能为国家建设、为人民需要服务，他们就得不到国家机关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要想完成“任务”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