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现实境遇及适用对策.docVIP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现实境遇及适用对策[案例一] 2009年3月13日，肃宁县国家税务局党组书记、县长助理刘某，非法收受他人所送的人民币651000元，美元10000元，共计折合人民币729175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100000元；有其不能说明来源是合法的人民币2059124.13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案例二] 2007年8月24日，兴业公司董事某连琏（曾任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非法收受太仓公司人民币400万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有其不能说明来源是合法的人民币2091673．02元；美元2246213．02元；港币1922000元；英镑33500元；日元1000000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案例三] 2001年10月10日，辽宁省沈阳市副市长马某，伙同他人侵吞公款美元12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伙同他人索取美元50万元，与他人共同和单独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5629959元，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挪用公款美元398799.19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有其不能说明来源是合法的人民45元，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通过案例一，可以对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比较，受贿72.917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达到2059124.13元,远远超过受贿的数字，不过被判处两年。通过案例三，可以对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比较，这4类犯罪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数额比任何一个都高，然而，量刑却只是有期徒刑五年比任何一个都低。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规定存在着以下三点明显缺陷：（1）明显高于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而又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量刑为十年的局限，量刑明显偏低于其他罪；（2）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案数额为30万元，远远高于相近类型犯罪的如涉嫌贪污罪、受贿罪或挪用公款罪的数额要求;（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虽在1988年“入罪”，这一刑罚在二十年来几乎没有单独适用过，而是多依附于贪污、受贿等主罪。 一、罪状分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适用之难 在我国，相关配套制度尚不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适用存在诸多难题。 （一）财产收入来源证明难 1.经商所得分情况处理。案例一中法院在认定刘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将包括刘某与他人共同购买并经营一些商业场所、倒卖房产、借款生息等行为取得的财产认定为“合法收入”，但这只是从财产来源的合法性方面进行认定，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为没有违反有关纪律规定。公职人员利用业余或上班时间做生意，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更没有构成犯罪，所以，经商所得财产不能将其计算入犯罪数额。但被告人是利用职权便利获取的不法数额，在查明利用职权便利犯罪时将犯罪数额列入所查明的犯罪。只有在不能查实特种犯罪情况下始能适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规定。悖论是以什么标准确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其他罪项的区别。 2.福利津贴不能列入犯罪数额。现在公务员的收入看上去偏低，但实际上他们还有其它形式的收入与支出。这些收入往往并非不合法，问题只是在于不透明。但究竟什么样的收入才可不算入犯罪数额始终不能有明确的标准，尤其是一些高额垄断性的企业，隐性收入需谨慎对待。如案例二中海南省纺织总公司引进某连琏时，曾为其支付的力鸿花园购房款人民币1132395.70元就没有列入犯罪数额。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标准，如果是民事证明的话，完全可以形成优势证据。但是，距离作为刑事证明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还有一定距离。例如，由于年龄、智力等因素，当事人对有些正当收入记忆不清楚，也不是不可能，这在生物学上是正常的。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证明。 （二）“举证责任倒置”的不确定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往往是在贪污、贿赂等贪财性案件无法查实情况下形成的，贪污、贿赂等犯罪的起因不容易查实，但明显高于合法收入的财产来源，只要证实形式差额就可“推定”犯罪成立，被告人犯罪起因无法查实。动机虽然在一般犯罪中是定罪量刑的酌定情节，但是，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发生的直接推动力，却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评价意义，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方向错位的问题。如果犯罪被告人有贪利一贯表现与讲排场的喜好，那么可以佐证大大超出合法收入的财产来源的非法性。但这却是司法实务操作的问题，没有比较详细的规范容易导致裁量失范。再者，被告人往往为了逃避惩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了贪官拒不承认非法所得的“避难所”，而不是有些学者赞誉的“惩治腐败的利锐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