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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学生商法实践技能培养目标实现过程中非教学方法要素研究[摘 要] 现行商法授课模式过分重视对抽象理论与概念的讲解，无法实现与社会需求的合理对接，因而需着力提高学生商法实践技能水平。要实现此一目标，提升教师实践技能水平是前提，合理设置商法课程与教材的贴近现实是基础，考核标准的修正是保障。 [关键词] 商法 实践技能 非教学方法 基金项目：西北政法大学2011年校级教改项目：商法学实践教学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创新研究（XJY201112）。 我国法学教育具有明显大陆法系教育模式特征，授课内容以阐明抽象法学理论为主。此种模式虽利于培养法学研究人才，但却忽略了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而“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将需要大量法律人才，这些人才中绝大部分将从事法律实务，从事法学研究的只是极少一部分”。[1]因此，此种教学模式因无法与社会需要对接而受到诸多批评。对于如何培养适合实践需要的法律人才，学者做了诸多探讨。但详加分析可见，其大都是围绕教学方法的改革而展开的。[2]应当承认，教学方法的改革是实现提升学生实践技能水准目标的核心要素所在，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欲实现前述目标，还需其他要素的配合。作者拟就此做一探讨。 提升学生商法实践技能的前提：教师实践技能水准的提升 商法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商人交易惯例，相较于同属私法范畴的民法，商法从诞生之初即缺乏理论深度，而注重对实践交易规则的阐述。因此，一方面，仅在商法学教师本身即具有丰富商事法律实践经验的前提之下，提升学生商法实践技能水平的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另一方面，商事实践内涵的无限丰富性决定了商法内容的庞博复杂，因此，商法是最具部门边缘性与交叉性的学科。商法学习者除具备法学理论外，还需掌握会计、金融等专业常识，否则无以明晰商事规则的运作机制。再者，商贸与资本的跨国流动属于常态，商法学教师只有具备较高外文水平才能真正了解国际商事交易规则和国际公约。[3]总之，若要实现提升学生商法实践技能的目标，则须事先提升教师实践技能水准。然而我国商法学教师的经验构成与知识结构却难以满足前述需要。 首先，我国多数商法学教师缺乏商事实践经验，其大都是大陆法系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有明显的重理论、轻实务倾向。反观普通法系的商法教授，其商事实践经历大多十分丰富，要么曾担任高等法院法官或律师，要么曾任职商事实务部门。而且，我国高校向来存在重科研、轻教学倾向，随着岗位聘任制的推广，教师科研压力日益增大，加之大陆法系法律传统使得各核心期刊青睐于发表“理论水平”较高的文章，以刊载应用法学研究成果为主的核心期刊极少，①受到的评价亦较低，这迫使商法学教师必须花大量时间进行抽象理论探究，而无暇顾及法律的现实状态。其次，多数商法学教师知识结构单一，对与法学相邻的专业，如财会、金融知识知之甚少，使得其难以深刻理解部分商法学内容——而该部分内容时常是与实践结合最为紧密的部分。 作者认为，以下几种方式或许有助于教师实践技能水准的提升；其一，抓住我国陪审制度改革的契机，鼓励教师作为陪审员参与商事司法审判：对教师而言，其可以借此积累实践经验，并敏锐地发现现行法律的缺陷，从而为其从事法学研究提供取之不竭的素材；对法院而言，此举有助于提高司法审判质量，有助于加强对审判人员的他律，有助于减缓当事人的不信任感与对立情绪。其二，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前提下，应对商法学教师参与法律实务工作持宽容态度，鼓励其借此积累实践经验。显然，一旦教师了解了商事司法审判的实际运作过程，其在法学教学和理论探究中便具有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和能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作为例证对法律原理进行阐释，从而避免纯粹的和空洞的理论教学。同时，还可适当聘请部分实务法律工作者做兼职教师，由其讲授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如商事法律文书写作、商事案例评析等，也可邀请其进行专题讲座，以拓展专职教师与学生的知识结构。其三，应当鼓励教师从事密切联系商事实践的应用性研究，认可应用性研究成果的应有价值。有关单位可参考经济学核心期刊模式，将法学核心期刊细分为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两类，扩大应用法学期刊在核心期刊内所占比例，并在评定职称时，赋予应用性研究成果优于，或至少等同于理论研究成果的地位。 提升学生商法实践技能的基础： 商法学课程设置与商法教材的变革 就商法学课程设置而言，我国目前主要存在两个可能阻碍前述目标实现的障碍；其一，抽象的商法学理论内容所占课时过多，特别是商法总论。有的院校的商法总论为必修课，其课时甚至高达商法总学时50%以上。考察各国商法学授课内容可见，其大都是对本国法的注释性讲解，因此，在本国并无商法典的情况下，商法总论如何讲解的确是一难题。作者认为，在中国商法教学中，应当弱化，甚至废除商法总论。首先，商法总论中的基本概念为商行为和商主体，其主要是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