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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共生机制中的社会资本效应看小额信贷的创新 一、前言　　 　　现代经济是由大中小企业共同构筑的“共生”体系。将供应链支撑的生产经营领域的共生机制引入和扩展到中小企业融资及小额信贷运营，是一种全新视角。如果说大中小企业的分工合作体系以供应链为基础，那么作为这一体系的“衍生产品”的信誉链和合约构成了融资链的战略基础。虽然分工细化导致的企业间的强联系，使价值链上升到供应链而形成一种广泛的共生机制，但其最主要特征仍在于外生性(易受市场环境的左右)；而高级共生模式在于以供应链以及信息共享机制为基础的信誉链——供应链的本质应是一种信誉链，其核心与升华是以合约连接的信誉的共建与共享。由于信誉链的建立伴随着企业信誉边际水平的提高，因而存留于供应链的各企业的边际信誉度将被提升到同一水平。一旦信誉链基本稳定，处于该链条的企业融资模式，会改以企业为单位的模式和以基于“供应链—信誉链”的共同项目为单位的模式，这标志着企业间的融资链——以信誉链和合约为基础的共生融资模式的形成。这正是共生融资模式的实质。融资链本质上就是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的中间体制，减少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二、“供应链一信誉链一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 　　 　　据上分析，为化解信贷配给难题和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必须以金融制度与非金融性制度的创新，深化与拓展小额信贷的研究和实践，因而对于“供应链—信誉链—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的探析就水到渠成。 　　持续地对具有一定负债能力、但被正规金融组织拒之门外的人或企业授信的小额信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作为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它又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一旦运作良好意味着大量人口脱贫。因而其研究与实践对于“和谐中国”建设具有特别意义。然而，中国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乏善可陈。其因在于，小额信贷的风险判断(小额信贷组织对于“真扶贫”或“扶真贫”的只说不做直至退却，往往是基于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考量)，其实很大程度上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更多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白地表达了小额信贷的经济学困境：借款人从抵押资产等财务指标考察上的资格欠缺，使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异常严重，利率价格机制的失灵使逆向选择不可避免。因而面对控制风险的本能方式——利率上调，即使借款人同意，贷款者由于更担心道德风险仍不敢放贷。这样，面对财务资料未达标、借款信用等级缺失和利率机制失灵的困局，经济学的评价体系就变得混乱不堪。于是，人们转求于社会学的考察。当一个经济上的行为演化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时，这种经济行为的不经济就不难想象：小额信贷的交易成本和运作成本均很高，对贷款的监测很难；笔数很多而业务琐碎，人手不足而效率低下，等等。鉴于此，小额信贷的主旨由最初的扶贫向实现扶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1997年全球第一次小额信贷高峰会议首次提出了双赢目标)的转变，就顺理成章。于是就有了关于社会问题经济化抑或经济问题社会化的“相机抉择”或兼得的诉求与实践。庆幸的是，有这样的成功范例——尤努斯和他的乡村银行(GB模式)以共享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成就做了很好的诠释。 　　尤努斯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所创设的小组(著名的“五人小组”)联保贷款制，通过穷人之间的“自由结社”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将一般商业信贷所固守的财产抵押担保教条巧妙地取而代之。令人称奇的是，格莱珉银行以帮助639万借款人中的58％成功脱贫并保持连续9年盈利记录的骄人业绩，成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标杆。这不能不归功于其运用了社会资本的原理——作为黏合剂，社会资本成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接。作为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演变而来的概念，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定义——是实现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通过科尔曼、普特南等的建设性贡献，得以深化和完善。尽管界定至今尚未统一，但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长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以态度、信任、习俗、惯例、规则、网络、制度等多种形式存在的，被社会结存中的行动者(个人或组织)所获得和利用，并为行动者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提供便利的一种资源；并具有公共物品性、不可转让性、可转换性、层次性、无形性以及分布的非均衡性等特征。社会网络、互惠行为以及促进互惠行为的规范(显性契约等)和信任(隐性契约等)是其基本要素。特别指出，社会资本对于反贫困有重要的观测和警示作用，从而给小额信贷创新以启示。根据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关于紧密型(家庭成员与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些的联系纽带，主要指各类组织的成员纽带)和垂直型(通常指贫困者与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或组织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