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规划与评估’课堂报告.doc

「優勢觀點與家庭暴力專題」課堂報告 課程主題：家暴加害人處遇 上課日期：95年5月日 文獻出處：Lee M.Y., Uken A. and Sebold J.（2004）Accountability for change: solution-focused treatment with domestic violence offenders. Families in society, vol.85, Iss.4, p463-476. 報告者：謝幸蓓 美國最早建立的加害人處遇模式是來自Boston的EMERGE方案（1977年），在1970年代婦女運動的蓬勃發展之下，由婦女運動中的男性志工帶頭創立而來perspective)通常採取加害人有精神疾病、物質濫用、人格違常等觀點提出必須遏止暴力的發生；女性主義觀點聚焦在父權信念之社會文化因素下男性宰制和厭惡女人，而社會結構根本就不利於女性。早先女性主義者(profeminist)的處遇方案是要提高加害人對性別角色的覺察，使男性再社會化能平等對待女性，並且為其暴力行為負責。前述處遇取向通常假定家暴加害人對須避免攻擊(battering)的相關知識＼技巧上有所缺陷，導向實務工作者相信可以且必須透過再教育過程來改變家暴加害人的行為，處遇方案核心包括：有關暴力的直接教育、怒氣管理、衝突控制、溝通訓練、壓力管理，以及對父權控制的覺察部分。心理教育方案結果焦點通常是挑戰成員(participants)確認並承認其暴力行為、為其問題負全責、學習管理怒氣的新方法、有效地與配偶溝通。 多數家暴加害人是被法院裁定強制處遇的非志願案主，他們對問題的看法(perceptions)與轉介單位不同，前述由認知-行為理論和女性主義觀點組成的處遇焦點未必完全吻合案主對其問題的看法，法院強制處遇或許可有效使加害人進入處遇，當法院裁定的案主比起志願性案主其中輟率相似、甚至更高的時候，法院命令確保參加處遇的有效性未有定論。此外一些專業人員開始質疑以面質和缺失為焦點能有助停止暴力或引發正向的改變，因為「指責」(blaming)就是加害人常用來威嚇受害者、正當化其行為的一種策略，所以處遇中運用面質和責備或許反而代表(re-represent)虐待關係的類似動力。已知的(identified)男性加害人風險特徵包括曾目睹或經歷父母暴力、經常酗酒、低自我肯定和低自尊，造成有高比例的男性加害人很可能是處在社會邊緣、施虐他人以增加(boost)自尊的不安全感個體，有人格研究進一步指出許多家暴加害人符合自戀或邊緣性人格的輪廓（profile），有文獻顯示這些人的自我概念(sense of self)十分脆弱、無法適當回應面質或批評，教導(instruction)和技巧訓練的方式可能使他們感知或經歷被批評或拒絕的感受。實證研究發現近來處遇方案成效報告中有20%~50%的再犯率，即使被廣為引用的Duluth模式經過調查，參與過此方案的加害者之家暴再犯率也有40%（Shepard, 1992）。 “The Plumas Project”是以問題解決(solution)、目標導向為基礎由一男一女的治療師共同帶領的團體處遇方案，受到Insoo Kim Berg、Steve de Shazer與其在密爾瓦基的短期家族治療中心的啟發，方案促進者(facilitators，即治療師)所持的處遇取向是家暴加害人須為「解決」問題而非「回應」問題負責，該模式始於1991年。家暴加害人之焦點解決處遇建立在優勢觀點、運用限時(time-limited)的工作取向，假設將焦點放在「談論解決問題」而非「談論問題」可以產生正向長期的改變；焦點解決團體處遇模式不去否認或低估攻擊或暴力行為，它會確認加害人在鼓動對受暴者暴力時的角色，也指出處遇方案是社區回應家暴的一種方式，效果的附帶要件是司法體系對家暴的強力制裁。焦點解決團體處遇模式與女性主義-認知-行為取向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使用問題解與優勢的語言符號，處遇過程中不會涉入問題史。 處遇每次一小時的團體，男性與女性。治療師問團體成員優勢「最近有沒有什麼的事?」「你的?」、「曾決心改變某些壞習慣而成功的經驗?」引成員回想生活中成功和積極面的事件。cooperate)、發展解決問題、管理怒氣與挫折感等能力很重要。 方案目標 成員需個別發展有意義的目標，這些目標是有關人際之間、可在一般準則(regular basis)上練習，並且對他們而言是新的經驗，並要在每一回合分享他們對於目標的努力。因為由成員自行發展、決定和選擇的目標各異，三大主要目標焦點如下： 1.成員自身（例如控制怒氣、增加自信…等） 2.人際關係（例如聽配偶或伴侶說話、覺察他人的需求…等） 3.發展有助益的態度（例如保持積極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