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文发表代理解读判后答疑中的心理关注与心理干预.PDF

中国月期刊咨询网 法律论文发表代理解读判后答疑中的心理关注与心理干预 法律论文发表代理推荐期刊 《求实》 杂志由中共江西省委党校主办，1959年创刊（前身为《行与知》），为综合性理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求实》 杂志凸显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宣传 与研究并重，既注重所刊发文章的重大现实性与时代感，又注重理论的深度与学 术的严谨，始终关注理论创新，追踪学术前沿，透视社会热点，研讨发展方略，力求 在探索和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有创新思想和独到见解，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关注，近年来所刊发文章有许多被《新华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也赢得了广大读者和不少专 家学者的好评，年发行量达到10余万册，其中邮发5万册，在同 类刊物中一直居于前列。 [摘要]：近年来，判后答疑制度在全国各级法院逐步试行，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与最高院推行该制定想要达到的“ 从源头上治理涉诉信访的产生”目标仍有一定距离，并且在制度的逻辑性、实效性上遭遇质疑。本文意图转换角度， 建议在判后答疑制度的实践中应着重于对当事人心理关注的目的，引入心理干预的机制，以充分发挥该制度的“排解 当事人郁结，化解社会矛盾”的司法价值和社会价值。 [关键词]：判后答疑,目的探究,角色转换,心理干预的引入 任何一个制度的推行总是伴随着赞誉和否定两种声音，判后答疑制度也同样如此。所谓判后答疑，是指案件宣判后， 如果当事人对裁判有异议和疑问的，由原承办法官对裁判有关的程序适用、证据认定、裁判理由等向当事人进行解释 、说明。自2005年试行以来，安徽、重庆、贵州、湖北、河南、海南等地各级法院的推广实践纷纷见诸报端，从报道 上看，最直接的实践结果就是涉诉信访率的下降，有的地区甚至有下降达60%的效果[①]。而与此同时，对该制度的 质疑和批判也是接踵而来。综合各种批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1）说服当事人放弃诉讼和上访，是对当事 人合法权利的侵犯；（2）法官对自己承办的案件进行解释和答疑，中立者的角色易发生错位，有损法律权威，并且 人为增加法官的工作负荷；（3）鉴于判决的确定性和当事人的利益驱动，法官的解释和答疑并不能真正从源头上解 决涉诉信访的产生问题。这些对判后答疑的法理基础和实施效果的质疑观点，正反映出该制度进一步发展中实际存在 的障碍。本文不想纠缠于“法律、法院、法官功能评价”的探讨，此类涉及法学、社会学、哲学领域的课题，自法律 产生之日起，伴随人类思想史的发展一直争论至今，仍是百花齐放。就判后答疑制度本身而言，可以肯定的是，在构 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下，其对于我国法院实现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纠纷的职能转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判后答疑心理关注的目的探究和角色转换 目前判后答疑制度之所以被抨击为违反法律、有悖法理，进而被否定实际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对 设立该制度“以从源头上治理涉诉信访的产生”这一功利性目标的偏执和对“化解当事人内心郁结，消除社会矛盾” 这一隐含目的的迷失，以及由此引发的角色错位和手段单一。笔者认为，必须转换思路，从实现对诉讼主体的心理关 注和心理干预的角度去理解和推行判后答疑。 （一）判后答疑制度的实践误区和反思 由于“人民法院处理群众申诉、申请再审的工作机制不够科学…审判案件的法官只注重判案，不顾及息访。接访法官 不了解案件事实和审理过程的情况下接待、处理申诉、申请再审，导致了高比例重复上访、缠诉、缠访”[②]，判后 答疑制度作为一项改进处理群众初次来访的方法、强化法官息访意识的新措施，被最高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各地实 绩报道也均是以“化解无限申诉”、“涉诉信访明显下降”、“缓解申诉难”等多种形式出现，最高院试行该制度的 动因被自动解读为判后答疑制度的根本目的。而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提出申诉、控告、检举、揭发、 批评、建议”的权利，诉讼法也赋予当事人对不服的判决进行上诉、申诉的权利。这样看来，一方面，判后答疑制度 以限制甚至剥夺公民基本权利为最终目的，完全缺乏存在的合法基础，甚至可以说是违宪；另一方面，在“息诉息访 ”的目的指挥下，判后答疑制度被定位于服务法院、接访部门的调控手段。这种错误的定位打破了法官、法院、当事 人之间的平衡结构。在诉讼过程中，作为居中裁判者的法官处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对抗之外，通常认为三者之间是一 种稳固的等腰三角形关系。一旦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出于对判决的不满，在持续与对方当事人对抗的同时，会产生对 于法官、法院的抵触情绪。此时，随着诉讼程序的结束，当事人与法官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