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莫高窟王道士.doc

还原莫高窟王道士 李性刚 (莫高窟王道士) (王道士塔陵上的木质墓志铭) 一、命题的提出 2006年10月中旬，笔者在云游中国西部古道途中，来到了敦煌莫高窟。 毫无疑问，我是充分利用，非常对得起花100元门票钱买来的被允许进入10个洞窟的参观权，而且一直是纸笔在手，不停地记录着。哪怕是在光线及其暗淡，甚至是完全无光的洞窟中，我也要摸着黑，以符号的方式记录下导游讲解的某些关键词。 此前受秋雨先生《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的影响，莫高窟道士王圆箓的“罪人”形象曾长期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并一度也曾对导致无数国宝流落异国的责任人王圆箓义愤填膺，恨之切切。参观完相关洞窟，我便恨不得就拿起笔，做刀枪，或者立即以唇为枪，以舌为剑，加入口诛笔伐的队伍，朝着莫高窟近代史中的“罪大恶极”之人狠狠地击去。 走出莫高窟，我有太多的问题要问，有太多的秘密要解，有太多的无奈和义愤想发泄。可惜我不是搞专业研究的，没有条件、没有水平、没有能力、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去把每个问题都弄清楚，把每个秘密都解开，何况有针对性发泄义愤的那些对象又都早已作古。可我不管是出于猎奇也好、求知也好、关心也好、发泄也好、管闲事也好，还是在结束我的整个古道行程之后便立即或翻箱倒柜，或出没书肆，寻来大量故纸典籍，不惜数月熬更守夜，苦于灯下。尤其是对于莫高窟藏经洞国宝的散失经过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研究，终于使自己的脑子似乎清醒了一些，得出了一些尚不尽成熟，还处于朦胧阶段的拙见、感受和体会，除了需要作进一步考证，以免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外，也需要找个适当场合把它们发泄、倾诉出来。 只不过，我确实无心，也无能用多少笔墨来介绍所看到和了解到的洞窟中的那些精彩壁画、塑像和所有文化艺术瑰宝。 王圆箓成了莫高窟近代史中的“罪大恶极”之人。翻开敦煌莫高窟文化艺术史，几乎所有中国的文人学者、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大师、各级政府、普通百姓，包括当代青年，凡是多少知道一点、肤浅了解一些、在白纸上写下有关莫高窟国宝散失经过的，大都是以激烈的言辞，朝那个曾经“便卖”了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道士，那个早已作古的孱弱的湖北佬狠狠地抨击、嘲讽，甚至是挖苦、辱骂。因为人们惋惜、抱怨、愤恨；因为偏见常常蒙蔽了判断；因为当代青年们的稚嫩意识从中学开始，就被对王道士一边倒的指责、诽谤、辱骂声所淹没，所蒙迷。 惋惜、抱怨、愤恨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此胆大妄为地出卖老祖宗留下的众多国宝，在当今，枪毙他十回都死有余辜。 事情果真如此吗？为了更进一步弄清历史真实，还一段莫高窟的历史真相，洗去泼洒在王道士身上的污浊，还他一个本来面貌，我于是产生了重访莫高窟的想法。 2011年，是王道士羽化升天80周年。笔者很想在这一年复走敦煌，但遗憾没能成行，直到2013年9月8日，才有幸再次来到莫高窟。可以说，此行是专为进一步考证并释疑王道士其人其事而来的。 80多年过去了，历史的真相早就应该大白于天下，历史的遗恨早就应该消除，而80多年前当事者的功罪也是到了明判是非的时候。而今，莫高窟的硬文物依旧好在，没有被风化消失，没有被流沙掩埋，没有被自然吞噬，还正在供我辈参观赏析。可是，从藏经洞中取出的数万件软文物中的绝大多数却散存于世界13个国家的30几个机构和不少私人手中，至今无法回归，有的甚至难觅踪迹，令人扼腕叹息。然而，历史长河中的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抱怨、愤怒、甚至悲伤而改变，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并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 二、王道士其人 王道士本名王园箓（也有文献称为王园禄），原籍湖北麻城县。据《麻城县志》载，咸丰六年（1856年）夏，麻城大旱，庄稼几无收成。受生活所迫，幼年王圆箓逃离家乡，辗转流落至甘肃酒泉，于光绪初年入肃州巡防营当兵。 光绪年间，肃州是一个道教活动中心，当地道士习惯于在驻军兵士中传播道教教义。王圆箓在服役期间便皈依道教，退役后无家可归，为解决衣食问题，遂蓄发受戒为道土，正式入道修行，道号法真。道中人尊其为“王法真”。俗人则习惯直呼为“王道士”或“王道人”。因王圆箓怀揣一颗菩萨心肠，常行善积德，也有人称其为“王阿菩”。后来，敦煌县长为嘉其功德，委任为道会会司，因此，亦有人称其为“王会司”。 道人常云游四方。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一天，已入不惑之年的王圆箓云游至敦煌三危山时，发现了莫高圣境——在几乎垂直的砾岩峭壁上，有许多昏暗的，其中布满精美壁画和雕塑的洞窟。王圆箓感慨万千，急呼“极乐世界，乃在斯乎！”狂喜之下，他不顾自己的道士身份，决定长期居留于此。 其时，莫高窟一带分为上、中、下三座寺庙。上、中两寺为藏传佛教喇嘛常住，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由于无人看管，久已荒废，加之受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