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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我国的行政决策水平 摘要 行政决策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它直接关系到政府的行政效能和权威，乃至国家的稳定与经济繁荣。如何实现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如何实现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是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课题。然而我国的行政决策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足，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从相关的概念出发，分析我国行政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应的建议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 行政决策 问题 提高 对策 一、绪论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二十一世纪是不同学科融合的时代。信息技术与“知识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整个行政管理体系的重新构建。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限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等问题。同时，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报告指出，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借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这些精神对我国的行政决策必将产生以下重大影响:首先，决策主体必将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决策观念和思维方式;其次，陈旧的决策方法和模式将被淘汰，一些适应新形势的方法和模式将应运而生。 行政决策，既要考虑到思维方式问题，也要考虑到具体方法问题;既要考虑到形式问题，也要考虑到本质问题;既要考虑到强度问题，也要考虑到方向性问题。这些方面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否则，必将导致决策失误，影响行政效率.因此在以信息、知识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今天，努力适应时代要求，构建一系列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行政决策范式，使决策实用而有效，进而探寻当代中国政府行政决策过程中的伦理价值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混合决策理论。1967年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提出“混合模型理论”。该模型首先一次性地“扫描”整体，然后对需要特别调查的部分再进行精密调查，也就是用两种摄像机观察，一是广角镜头观察整体，二是窄角镜头深入观察重点区域。埃齐奥尼所提模型是对理性模型和渐进模型的折中与妥协，批评者认为混合模型并不是新的决策理论，只是提高了对现实的说明能力而己。 集体行动理论。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1971年)中提出集体行动理论模型，认为:(l)不能把集团行动的逻辑在个人行动逻辑的延长线上予以说明。(2)虽然有时有一些把自己的利益极大化的个人为集团尽最大努力，但这是在满足了一系列条件时才有可能，如组织成员的数量很少，在大规模集团中用强迫手段或特别刺激。(3)即使在小规模集团中，作为集团共同努力产物的集体财货不能生产到适当的程度;在达到集团共同目标的费用负担上也不公平，存在着小成员剥削大成员的倾向。(4)排外性集团和兼容性集团在加入和脱离上的行为方式不同。奥尔森揭示了参与集体行动的多种组织的行动原理与准则，在政策学的决策过程理论、政治学的利益集团理论等社会科学领域被评价为集体行动理论的里程碑。 官僚制决策理论。格雷厄姆·阿里森(Graham T. Allison)在其著作《决策的本质》(1971年)中对1962年美国和苏联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适用的三种决策模型(理性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官僚政治模型)进行分析，提出了“组织过程”模型和“官僚政治”模型—统称“官僚组织”模型。但阿里森的决策理论忽视了政治领袖对决策的影响，没有充分注意到来自决策者外部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压力的作用。从方法论上看，阿里森从单个案例而导出的理论模型，其普遍适用性不足也是自然的。 垃圾桶决策模型。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科恩(Michael D. Cohen)、奥尔森(Johan. P. Olsen)合作发表论文《组织选择的垃圾桶模式》(1972年)，提出了“垃圾桶”决策模型。垃圾桶模型是面对高度模糊性条件下的决策进行解释而提出的，该模型将模糊条件下的决策看作是四股“溪流”组成的一个时间过程。强调决策过程是缺乏理性的。它在理论上的意义在于断开了问题、解决方案和决策者之间的联系，强调特定的决策并不遵循从问题到解决方案的有序的过程，而是组织内部几个相对独立的事件“流”的产出。垃圾桶决策模式实际上是反对理性决策模式所倡导的“问题--方案--决策”的线型思维，而从决策过程的反功能面向上探讨问题。 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