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自由之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ppt

;傅斯年简介;民国第一牛人傅斯年;;学问牛; 许多人多以他好发脾气，说话直率而呼之曰“大炮”，这在知识分子中应是难得一见的。抗战时期，傅斯年先后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一再猛烈抨击腐败官员，赢得“傅大炮”的美名。行政院长孔祥熙是个贪官，再傅斯年的抨击下下台，接任孔祥熙的宋子文同样是个大贪官，傅斯年发表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又赶走了宋子文。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牛人的史学研究;; 傅斯年提出破除“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公然宣布“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最后他提出了三个响亮的口号：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傅斯年眼中的中国通史; 故傅斯年主张：叙述史事应“一面不使之与当时的别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这与侧重专题研究的陈垣看法相近，而与提倡治“通史”的钱穆颇有距离。陈垣曾告诉蔡尚思，“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只有“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钱穆则主张历史是整体的，治史要“通”，而不甚赞成以“事件”为中心的专题研究，以为“事件”一旦抽出，则可能切断其纵横关系，反“无当于历史全体之真过程”。在其记忆中，北伐后暗中操控北大历史系的傅斯年主张“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两人为此颇有些冲突。 ; 而傅斯年的“种族”概念，其实也更多是“文化”的。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隋亡陈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故他断言：“自陈以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自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不蒙前代者也。”在同一“土地”之上，先后两个“中国”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后者皇室将相多非汉种，更主要的是“风俗政教”的大不同。 ; 傅斯年自己的治史取向常被误解，其“史学即史料学”的说法更曾引起广泛争议。傅先生明言“反对疏通”，主张以“存而不补”的态度对待材料，以“证而不疏”的手段处置材料，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但其自身作品，特别是其著名的《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又何尝少了“疏通”！他相当赞赏清儒“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问题”的方法，更主张“思想非静止之物”，故在“语学的观点之外”，更须“有历史的观点”，以疏通特定观念“历来之变”。不过，若非胸有四千年，“疏通”甚易流于“妄诞”，这可能就是傅氏立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吧。 ;; 傅斯年正式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概念,始于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文为:“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这一表达,傅斯年先后还使用过“便是”、“本是”、“即”等等,意思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所认为“只是史料学”的史学,并非泛泛而言,而是指近代的历史学。这种近代的历史学不同于古典的史学,确切地说,是分科治学以后的史学。; 傅斯年强调整理史料的方法就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更重要的还在于以下两点,即“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这段文字虽然间有引用者,却并未给与足够的重视。而这两点既是“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两个层次,又是比较不同史料所能达到的两个目的,也可以概括为:一、近真;二、头绪。; 此言揭示历史记录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以及如何寻求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两大命题,可谓深得史学研究之真味。尽管单一的近真取向不足以发挥其最大能量,但若达到这一境界,疏通或许反而多余和无味。至于联系一层,更使得无数事实的关系无限延伸。 ;政治权力的关系; 另外，他还歪曲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主、平等的政治理念，并把反对苏俄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缠在一起，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所走的独立发展的道路，所以他无法认同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要怎样改造这个历史课题时，他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