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士风的异变与社会.PDFVIP

「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明代中后期士风的异变与社会 牛 建 强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475001） 从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即从事明代社会的研究，后来从分区和分层的角度全面深化， 将系列成果结集成 《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一书，于1997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 其中关于社会层次的研究章节对作为士人构成的山人等作了专门研究。关于士人及其风气的 变化是明代地域社会和社会层次变化的构成部分。近些年来，专门和涉及性的研究成果颇丰， 如赵园的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刘晓东的 《明代士人生存 状态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陈宝良的《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林的《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等，对士人心态、生活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得出许多卓见，极大地推动了明代士人 阶层变化课题的研究。而笔者侧重于明中后期，从贯穿角度和相对宽广视野来审视这一问题， 希望对明代社会研究能有所助益。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明代中后期的概念，主要是指正德、嘉靖以降的明代。当 然，由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惯性特点，在具体分析中自然要涉及此前和此后的相关时段的 材料和问题。而士风概念中的“士”阶层，既包括尚未取得科举功名的下层士夫即生员，也 包含已经步入官僚队伍的上层士夫即缙绅 （自然也涵盖致仕家居的乡宦）。从利用的材料来 看，这两个层次都包含了，有的是针对其中某个阶层的论述，有的是模糊笼统来说。其实两 者也是密切关联的，下层士子通过科举途径取得了功名，便就挤身于上层士夫之列。两者因 具体职业差异，其社会行为的表现形式不同，但体现其间的变化的士风精髓则是相通的。 一、从徐芳的 《三民论》说开 徐芳，字仲光，号拙庵。江西建昌府南城县人。万历四十六年 （1618）生。崇祯十二年 （1639）中举，次年 （1640）进士。崇祯十四年 （1641）四月任山西泽州知州。入清后不仕， 隐居为生。山西太原府平定州人苗蕃 （字贲皇，号九符），天启四年 （1624）举人，康熙七 年 （1668）任南城县知县。两人意气投合，相得甚欢。苗蕃编选徐文，成 《悬榻编》6卷。 今收入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中。徐芳的 《三民论》一文收在该集卷一的论中，分上、下 篇，采用问答形式展开论说，约1280字。作时署为辛巳，即崇祯十四年 （1641），也就是徐 芳中进士之次年，距离明朝灭亡只有3年，可以说是对明末士人现状的专论。上篇被清钦定 之 《古今图书集成 ·经济汇编》选举典第38卷中的“士习部艺文”所收。两篇主旨即论述 士阶层志求利益，无异商人，实已消亡，传统的四民划分变成了三民，集中体现了明末士风 的状态。 上篇中云，“夫名 （即士农工商）则固已四矣，若以实则士之亡亦既久矣。吾语子：今 夫工各以其伎 （技）受直 （值），虽甚巧，不可以坐得食也。农耕于田，而商转货于国，其 赢诎亦视其能与勤焉。其业无足称，其于实亦未有改也。惟士不然，其俯读仰思，不以为圣 贤之道也，以为进取之径在焉。其父兄师友之教诫，不以为为圣贤之人，以为为富贵利达之 人则已也”。这里讲的是，不管是工，抑或农、商，皆非坐享，需要能力和勤劳。惟有士阶 會議論文 請勿轉引 1 「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层，读书思考和父兄教导不是为了成为圣贤，只是为追求富贵利达而已。科举自然成为达至 富贵的阶梯和工具。这是和要求士夫鄙弃利益、追求仁义的传统标准完全背离的。接着云， “问其师，曰孔孟也。问其书，曰经传也。问其所学之道，曰仁义道德、忠孝廉让也。问其 志，曰以为利也。噫，果若是而可谓之士乎？吾直以为商焉而已。今夫工其受直，以日为程 也。农勤动而耕，及其既获，则亦休也。惟商也，无所休，其早作夜思、白首而不厌者，凡 以为利也。今天下之士，未有不汲汲于利者也。夫果其汲汲于利也，而可谓之士乎？吾直以 为商焉而已。故今天下之士，非士也，商也”。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