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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评估系统建构 一、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走“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这样一条非均衡发展的道路，客观上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战略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十七大报告在“五个统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整治”。“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内容也被纳入“十二五规划”。 中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种非均衡发展状态的存在，最直接的影响是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据统计，2008年我国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9%,而农村家庭为43.7%,相差5.8个百分点。而根据联合国利用恩格尔系数评价贫富国家的标准,城镇居民分别在1994年和2000年跨入小康和富裕型,而农村家庭分别在1983年和2000年跨入温饱和小康型，总体发展水平相差10年~15年[1]。除此以外，城乡二元结构还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保障体系相对完善，而农村还很滞后；等等。 当前，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已经上升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有序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要严格限定在试点范围内，周转指标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统一管理，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后节约的土地仍属农民集体所有，确保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确保复垦耕地质量，确保维护农民利益”。今后，我国将投入560亿元用于农村土地整治。大量的实践已经证明，农村的土地综合整治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使城乡土地资源、资产、资本有序流动，使农民居住向中心村镇集中，耕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2]，这些都直接或者间接的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土地综合整治逐步成为推进城市化、调整产业结构、建设新农村、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反过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也提高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标准。 二、土地综合整治的内涵 土地综合整治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土地开发整理概念的基础之上的，是对后者内涵和外延的拓展和延伸，指的是在一定的区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和用途，以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平台，推动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人口集中居住、产业聚集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一项系统工程。虽然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土地整理工作起步较晚,但以1999年《土地管理法》提出土地整理为里程碑,以1998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土地整理中心为标志[3]。我国十多年的土地整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成就的背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初期的土地整理呈粗放式发展，即片面追求耕地数量的增加而忽视了质量的保证以及对社会、生态环境产生的深层次影响。 土地综合整治，不单是土地复垦、开发和整理，它还要求通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方式，推动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人口集中居住、产业聚集发展，从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2009年的全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土地整治，实际是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新的平台，同时也是一项民生工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举措。” 土地综合整治实质上是通过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土地、资本、技术结合，对人（农民）、产业以及社会经济进行综合的统筹，使农民从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实现在一样的土地过上不一样的生活[4]。 三、城乡一体化的意义 英国的埃比泽霍华德（EbenezerHoward，1850-1928）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极力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思想[5]。 中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发展状态。这种不均衡发展状态的存在，最直接的影响是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据统计，2008年我国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9%，而农村家庭为43.7%，相差5.8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利用恩格尔系数评价贫富国家的标准，城镇居民分别在1994年和2000年跨入小康和富裕型，而农村家庭分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