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古彩瓷绘画装饰语言.docVIP

小议古彩瓷绘画装饰语言一、经济文化背景 古彩瓷起源于明代，成熟于清代，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它的出现是由许多社会因素决定的，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所促成。明代时中国的几大著名瓷窑都开始逐渐走向没落，只有景德镇的瓷器独树一帜。到了明代中期，景德镇陶瓷几乎占据了全国大多数的瓷器市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记载:“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此镇自古及今为烧器地”这种巨大的需求量极大地刺激了景德镇瓷器制造业的规模迅速壮大，使一个小小的昌南小镇成了“天下窑器所聚”的天下瓷都，可谓“天时”;景德镇具有非常优越的地理自然条件，制瓷原料丰富，燃料供给源源不断，昌江各支流交通便利，可谓“地利”;同时，受明代北方战乱不停、各个著名瓷窑的衰落、需求量增加等各种原因的影响，全国各地身怀绝技的制瓷工匠都不约而同地汇集到景德镇，与本地的工匠互相交流，切磋制瓷技法，将南北的审美意识融合，使瓷器的艺术表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就是指当时的盛况，可谓“人和”。明朝洪武年间，朝廷在景德镇设置了御窑厂，不惜人力物力，大量烧制宫廷需用的瓷器。《明史食货志》记载:“成化时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在经济复苏的明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加速，推进了瓷器制造技艺的发展。其中，彩瓷的发展更是脱颖而出，从而使得古彩瓷这种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釉上彩绘画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并稳步向前发展。从审美角度来看，各朝各代的审美理念均有不同。明朝中期，商业发展空前繁荣，审美观“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新思想迅速萌生，陈旧的传统受到怀疑和冲击，人文主义抬头。文人们追求独立人格、憧憬人伦世俗生活情趣的作风影响到了文化艺术，体现在了瓷器装饰上。”尤其是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619－1667年)，徽商的崛起促使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以徽籍画家为主的新安画派产生，具有新安画派风格的绘画图案在社会各个阶层流行开来，对明代古彩瓷绘画图案的设计构思提供了参考借鉴价值，为其绘画装饰语言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所以，古彩瓷绘画装饰语言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潜移默化。 二、宗教背景 西汉末年，佛教文化从古印度传播到中国，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与悠久的中华文化完美结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宗教信仰以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审美理念，同时也融入古彩瓷的发展历程中，使得宗教信仰成为古彩瓷绘画中不可或缺的艺术表现内容。到明代古彩瓷发展时，以佛教文化为表现题材的装饰绘画已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风格，工匠们受耳濡目染的宗教影响，塑造出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并赋予这类艺术题材一种具有历史特质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追求。被信众奉为“佛门圣花”的莲花，在佛教文化中占有重要的艺术地位，是古彩瓷的绘画图案中宗教题材的宠儿。它出淤泥而不染的纯净品质恰恰是佛教思想的象征，它是从尘世间的烦恼中解脱出来，降生于佛界净土之上的圣人化身。而修佛参道者，应该净化自身，超凡脱俗，如同莲花一般不受尘世间的污染，努力追寻清净如水的境界。几百年来佛教文化历久不衰，人们崇尚莲花的神圣品格，莲花自然而然地成为盛行不衰的艺术题材(如图1)。工匠们以不同的表现手法将莲花化为具有美感的绘画图案，绘制在古彩瓷上，而图案的装饰语言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或拘谨或轻松，或工整或写意，以此来适应当朝当代的审美观。法轮、梵贝、宝伞、华盖、莲花、宝瓶、金鱼、幸运结这八项物件是佛教的象征，常被供奉在庙宇中佛祖和菩萨的供台上，被人们称为“佛教八宝”，也叫“八吉祥”。在清代，朝廷把宣扬忍苦受难、信奉生死轮回的佛教文化，作为笼络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一种愚民手段，在全国各地建造了规模庞大的佛教庙宇。这种“八吉祥”法器绘画图案寓意吉祥如意，因而在古彩瓷中经常出现，并得以大批量烧制。另外，在古彩瓷上也经常出现一些表现道教文化的内容。在封建社会，上层社会的喜好常常影响民间的审美喜好，明代中末期，朝廷倡行道教，尤其是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更是道教的忠实信奉者，此时期道教的神话故事题材非常盛行，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八仙图便是其中最为生动的表现内容之一，“八仙祝寿”、“八仙过海”以及八仙各自手持的器物所组合而成的“暗八仙”等绘画图案流行于大街小巷，同时也在古彩瓷的装饰中广泛运用。此外，八卦纹也是上层社会所青睐的表现题材，在古彩瓷的绘画图案中也十分常见。总之，上至进贡朝廷的官窑瓷器，下至老百姓使用的民窑日用瓷，我们都能在其器面上看到栩栩如生的道教题材绘画图案。 三、其他门类艺术形式的影响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博大精深，古彩瓷的绘画图案作为一种立足于瓷器载体所形成的绘画艺术，是既与国画、诗词、戏曲、哲学、书法等息息相关而又自成体系的艺术形式。社会风尚和人民的主流喜好逐年沉淀的各种中国古典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