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国学经典教育价值.docVIP

探究国学经典教育价值近年来，有一部分人站出来表达对群众性文化复古运动的质疑和忧虑。传统到底是什么? 对于现实和未来的意义何在? 在 “大力弘扬”的口号下如何认识它固有的局限? 在 “取其精华”的操作中如何把握理性的分寸? 显然，对这些问题不容回避，也不应回避。国学之所以招致一部分人的文化批判，首先是缘于国学存在的内伤。历代统治集团将国学经典中符合集权、专制统治的成分加以扩充，导致国学不可避免地渗入了大量封建思想的糟粕。其次是经学家的局限。从汉代儒生到宋明理学家，由于思想和立场的局限，在经典的整理、研究和传承的过程中，使中华文化脱离了健康发展的正轨，走上了一条狭隘的歧路，以致国学中隐含了大量犬儒之学。再次是缺乏严密的学术体系建构。传统文化强调经世致用，这种实用理性恰如李泽厚在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所说: “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这种思维方式上的严重缺陷，阻碍了中华民族在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等思辨学问领域的系统研究，导致国学缺乏严密的学术体系建构。 一部国学史就是一部批判史，一部经典价值的发展史。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通过对国学的批判，重新反思国学，定义国学，进而推进国学发展。“如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儒学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对它的缺失了解的越全面，它的正面价值就越能确切地得到把握和充分开发; 对儒学的批判越彻底，它就越能浴火重生，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国学经典对于当下以及未来的的价值，是先天性的、与生俱来的。如同一个人的遗传密码，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是不可选择的，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基因，你只能接受它、呵护它。所以，我们主张对于国学经典，应将其作为 “纯粹真理”来考虑，也就意味着必须以恭敬、诚恳、宽容和鉴赏的态度，去解读、领略、学习和传承。对民族传统以一种温情的态度予以体认，应成为现代人基本的文化共识。只有从这一共识出发，才能在古典智慧的观照下追寻现代性问题的解决之道。 以多维的视角确立经典阐释的尺度 针对当前经典阐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实，尤其是针对一些抛弃文本的随意解读，任意发挥，我们必须确定一个经典阐释的有限性尺度，也就是为经典文本确立一个 “合法阐释”的边界。用历史尺度阐释经典。第一，通读元典。 “文本”是阐释构成的基本要素，没有 “文本”自然也就无所谓阐释的问题。考之当下的经典解读，学养深厚、考据严谨扎实者凤毛麟角，功底浮浅、人云亦云者众。古人治经，有一种解读方法叫做互训法，值得当今学人借鉴。所谓互训，是指根据两处或两处以上相同、相似或相反的行文特点，来猜断词语在句中的含义。如此，以 《论语》来解读 《论语》，以 《老子》还原 《老子》的方法，避免了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因此，通读元典是提高阐释水平的基本路径，也是阐释的基本维度。第二，通晓阐释史。要确立经典阐释的历史维度，很重要的一点是知晓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就完整的儒家元典阐释历史而言，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是两座高峰，董仲舒和朱熹则分别是立在这两座高峰上的关键人物。读懂了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就大致读懂了中国经学阐释的历史; 读懂了董仲舒和朱熹这两位大家，则基本明白了中国经典阐释的方法论。一个缺少史识的经典阐释者，难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只有通晓中国经典阐释的历史沿革，才能洞见经典的来龙去脉，才可以烛照个人视野的盲区，探寻到经典最真实的教育价值。第三，熟知阐释方法。经典之所以能被一代一代地阐释，在于它是蕴涵着普世情怀和人间真理的伟大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教育价值; 在于阐释活动本身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一个真正称职的经典阐释者，必须熟知学术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经典阐释的方法。如知 “句读”，通过“形训”、 “声训”、 “义训”等方法理解文本的本义。明 “义理”，在经学阐释史上，从最早的 “《春秋》笔法”及 “微言大义”，到董仲舒的 “深察名号”和 “辞外之指”，再到宋代的 “六经注我”和 “我注六经”等阐释方法，均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们在经典文本与 “义理”之间建构起的独特意义范式，使得我国的传统经典阐释达到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用现代尺度阐释经典。克罗齐有一个著名的观点: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此拟之于经典阐释活动，亦可以说，一切经典阐释都必须是当代阐释。经典阐释的现代尺度既非对传统的因循沿袭、亦步亦趋，也不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全面颠覆，而是寻求与传统的积极对话。这种对话的前提是对经典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因为理解和尊重本身就是阐释活动的重要内容。我们无法为当代人的现代阐释设置一个阐释的上限，但却可以为一切信马由缰式的过度阐释设置一个拒绝的边界。第一，拒绝曲解。经典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后留存下的伟大作品，很多文本记载的是我们的先民早期的 “族群记忆”，以及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永恒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