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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拯及王鹏运关系
王拯及王鹏运关系
王鹏运(1849年~1904年),字幼霞,一字佑遐,自号半塘老人等,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作为“清季四大词人”之首和临桂词派的领袖,王氏实为清季词坛提纲挈领的关键人物。一位词人词学宗尚的选择与其词风的最终形成,与其学习词创作过程中受到的指引有很大关系。探究一代词坛大家王鹏运的学词过程,特别是具体明确其学词导师有哪几个,对研究这位词人的成长过程意义重大。学界长期以来有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王鹏运是在其前辈亲戚王拯和同官端木埰的指导下走上词坛的。其实此论有偏颇之处。王鹏运大约在光绪五年(1879)开始学词,其学词导师主要是在京的同乡好友龙继栋和同在内阁任职的词坛耆宿端木埰。其中龙继栋对王鹏运学词的指导是最早并且是很关键的,而王拯指导王鹏运学词的可能性应该很小。本文拟就王鹏运与王拯的关系和是否曾有王鹏运向王拯学词一事进行较为细致的考辨。
一、王必达与王拯关系探析
①要弄清王鹏运与王拯的关系,只须弄清王鹏运之父王必达与王拯的关系即可。刘映华《王鹏运年谱》咸丰五年(1855)谱有云:“霞轩为王拯之犹子,其妻即王拯之甥。”[1]刘氏认为王鹏运之父为王拯之侄,其母为王拯之外甥女。此说不甚确。王拯(1815年~1876年),字少鹤,原名锡振,号定甫、龙壁山人等,广西马平(今柳州市)人。少孤贫,依靠孀姊生活,刻苦力学。举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历官左副都御史、通政使司通政使。敢于言事,直声震朝野;因劾某权贵被降职。弃官归,主讲桂林各书院。王拯为“岭西五大家”之一,有《龙壁山房诗集》十七卷、《龙壁山房文集》八卷,另外有《茂陵秋雨词》、《瘦春词》二种,合称为《龙壁山房词》。②关于王拯的家世,据王拯《先大父行实》云:大父讳朝姻,一讳惟新,字咸与,先世居浙之萧山,明万历中迁山阴,六世至曾大父登仕公,以县佐起家,官云南江洱县尉,积叙升巡检,大父生焉。方(伯祖)书盘公之出,由南昌而广州而桂林。大父归讼不得直,于是尽室以行,从书盘公于桂林,书盘公教以名法家言。怀集令某君延之幕三年,去怀集而阳朔而兴安,最后僦居桂林。③据此,王拯先世居浙江萧山,明朝万历年间迁居山阴,其祖父王惟新始因游幕迁居桂林。王鹏运先世也为山阴人,按王必达称呼王拯的辈分算来,与王惟新同辈的王鹏运高祖王云飞是以乾隆举人大挑知县,数转官至广西,最后卒于官,其家人因贫穷不能归乡而在桂林安家。④可见两家迁桂之祖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王必达进士考试落榜离京,王拯作《赠王质夫南归叙》送行:吾宗质夫赋鹿鸣来京师,就余同居一年,两试于礼部,以其所学宜得之而濒失,岂非时耶?而质夫弗为意。且质夫与余姓同望,生同方,今又聘余姊氏息,为肺腑戚。⑤则王拯已经明言与王必达只是同姓同里的关系,而并非同一家族,当时王必达已与王拯的外甥女订婚;后来王必达续娶王拯外甥女刘氏,又因为同姓关系,故按辈分称呼王拯为叔叔。王鹏运在其词作等中对王拯的称呼一般是其别号“龙壁山人”,或者称“吾宗龙壁翁”、“家通政”等,⑥但其实二人只是同姓而非同族的关系。明确说来,王拯是王鹏运之母的舅父。王必达在咸丰四年(1854)初冬时受命北上至京晋见皇帝,于咸丰五年(1855)正月廿四日到京,又住在王拯家,后来被任命为知县。根据有关记载,王拯在京城时曾有一段时间与曾国藩交游密切。⑦王必达本来就很有才干,加之与王拯的这层亲戚关系,他以后在曾国藩属下任职时也就更加如鱼得水。同时,在京期间王必达还参加了王拯组织的馆阁诸公的诗歌唱和。⑧由此看来,王必达与王拯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王必达在仕途和诗歌创作上都应受到过王拯的提携和影响。
二、王鹏运与王拯交游可能性考论
有论者提出,王鹏运学词曾受到其前辈亲戚王拯的指点。⑨此当为揣测之语。王拯在词创作上确实成就颇大。卢前《望江南饮虹簃论清词百家》论王拯云:十家选,压轴马平王。龙壁古文能合辙,粤西词派已深藏。始信瘦春芳。⑩卢氏充分肯定王拯《瘦春词》的成就,并认为他对粤西词派(即以王鹏运为领袖的临桂词派)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那么王鹏运是否曾得到王拯的亲自指点呢?在此,笔者试着梳理一下二人之间可能接触的行迹。王鹏运道光二十九年(1849)出生于桂林时,王拯正在京任职。咸丰元年(1851)六月,王拯曾随钦差大臣赛尚阿至桂林镇压太平军,○11其时王鹏运年仅二三岁,即使当时见面也不会对王拯留下多少印象。同治三年(1864)三月,时任通政使司通政使的王拯曾上疏参劾侍郎崇纶、薛焕等人。至四月初九日,薛焕奏参王拯吸食鸦片,请加惩处,结果二人均受到降职的处分。○12同治四年(1865)王拯上疏乞归得允,出京至杭州、山阴、上海、广州等地,于同治六年(1867)到达桂林,其时王鹏运正随宦江西(到江西前基本在桂林家乡度过童年)。同治八年(1869)王拯离桂林经长沙等地至广州,年底回桂林。同治九年(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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