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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区工作在我国的适应性一、社区工作三大模式(一)社区发展模式及其假设社区发展(Locality Development),早期也叫做地区发展(苏景辉,1997:33- 34)。它是协助社区成员分析问题,发挥其自主性的工作过程,目的是提高他们及地区团体对社区的认同,鼓励他们通过自助和互助解决社区问题,推动社区发展。它假定不同群体之间的任何冲突可以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解决。其工作重点是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试图让来自社区的各个层面的人一起识别和解决问题,它强调的主题是民主程序、达成一致的方式、自愿合作、发展自主领导权和自我帮助。(二)社会策划模式及其基本假设社会策划规模，也叫做社会计划模式，在没有采取行动之前的计划工作,是在理性方法的基础上,依靠专家的意见和知识,清楚理解工作机构的理念、政策、资源和方向而确立社区工作目标,从多个预选方案中选择一个最理想的工作策略,然后根据社区需要而动员及分配资源,并在工作过程中结合变化的实际随时修改计划,使计划按照预定的目标行进,待工作结束时对计划执行情况加以检讨和反思的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强调问题解决的程序。它假定在复杂的工业环境中社区转变需要受过高级训练和拥有高级技巧的计划专家,他们能指导复杂的变化程序, 识别和解决适合问题。（三）社会行动模式及基本假设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也称社区行动,是指组织社会上受到忽视、压迫或受政策不合理对待的低下阶层全体,通过集体行动,采取非正规的途径及较多运用冲突对峙策略,采用非建制的途径及较多运用冲突对峙策略,并争取第三者的支持,借以伸张正义,以获得应得资源,使社会权力、地位和资源得到合理的再分配;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参与者的社会意识,改变他们的无能及无助感,达致更公平、更公意的社会。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参与过程。这种社区工作模式起源于资源、权力分配的不公,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变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它是社会性质和政治制度的内生物,其本质是在承认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在建三、三种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社区工作三大模式中,相对而言,社区发展和社会策划模式在我国使用比较普遍,也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社区发展模式实施过程要求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居民对政府信任,以及社会变迁缓慢等社会背景。我国政治稳定,居民对政府比较有信心,因此较适合在国内社区工作中使用。社会策划模式的理性要求专家介入似乎更能提升普通民众的综合能力和素质,从而促进社区的发展,适合我国当前社区发展实际。社会行动模式主要针对那些政府部门官僚化严重,居民利益缺乏保障的社区,并且行动本身也较为激烈,此种模式能否在我国开展,目前学术界还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行动不适合在我国开展:首先,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单一,权力集中,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价值取向是追求政权的稳定。因而挑战现存制度和政策合法性的社会行动难以为政治体制所认同和接纳。其次,传统的中国社会一向认为挑战政府权威的行为就是反政府行为,政府和民间不能双赢,公民社会绝对是离异政府的力量。(一)罗斯曼所说的社区与当前中国所沿用的社区语境存在差异同欧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式社区发展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人为社会变迁。因此,罗斯曼字典中的社区与当前中国所沿用的社区语境差异太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罗斯曼所倡导的社区工作模式是专业社会工作意义上的社区发展,这从根本上不同于中国社会保障意义上的社区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意义上的社区发展还刚刚起步,在设计社区发展规划时,社区工作往往是在政府倡导和支持下,为满足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需求,借助于街道、居委会等传统的非专业力量而进行的,社区工作模式还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二)我国社区具有城乡“二元”独特性但是对中国大陆地区来说,我国社区具有城乡“二元”独特性。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所选择的是“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这使得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中国社区工作本土化的首要选择,就是把社区工作理论研究、方法创新和组织形式创新面向中国的广大农村。而同样是城市社区,中国大陆的城市社区也具有独特性。它既有高度现代化的地区,也有初步现代化的地区,还有几乎是完全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地区。在这种社区形态共时多元、远未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基层社会中,我国的社区工作模式必定会与发达国家的社区工作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社区工作模式探寻上要求无论是在理论、方法、技术和组织上应该有自己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色。(三)在社区工作组织方面,西方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在社区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因为有社会自我发展的空间和强大的物质支持,出现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第三部门(NGO)”。目前,第三部门已成为西方社会乃至我国港台地区社区工作的主要载体。而我国由于特殊的国情,政府包揽了许多本应由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