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对临终关怀不利.docVIP

过度医疗不利于善终 o文/张俊青 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刘端祺教授是一位在癌症治疗方面有一定知名度的医生。作为中国抗癌协会的副秘书长，他了解肿瘤治疗现状的途径越多，听到的“故事”越多，那种面对患者的责任感和面对肿瘤治疗现状的无助感便越发强烈。 刘端祺教授告诉记者，两年前，医生出身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曾在一次会议上以胃癌为例，谈到了肿瘤治疗的现状。他说：二十年前，诊断胃癌的平均费用为440元，而现在，平均诊断费用是2830元。假如运用比较高端的诊断技术，则平均费用会上升至8000元。而且这还仅仅是诊断费用，并不包括治疗费用，治疗费用的攀升则更加惊人。在二十年前，一次化疗的平均费用为100元，而现在则上升到了15050元，增长了150倍。不可否认，的确，诊断的精度提高了，化疗的副作用降低了。但是，一个无情而冰冷的事实是，这二十年里，五年生存率（就是手术后五年内未死亡的概率）并没有显著的提高。药物治疗也在进步，但这种进步对患者的治疗作用来说仍然是微乎其微的。 例如，2010年4月，美国FDA (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批准了一种治疗癌症的新药， 使用这种新药的价格是30万元人民币，平均能够延长生命4.1个月。 刘端祺教授对晚期肿瘤患者的临终处置谈了自己的看法：现代医学技术，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死亡文化。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鼓励了人们不断拖延、推迟死亡，为回避死亡寻找借口。似乎运用大量 的金钱，以及繁杂而昂贵的医疗技术，就 可以将死亡无限期地往后推延。其目的， 仅仅是让病人“看上去活着”！通过技术干预对抗死亡，已经成了对活着的人的一种“安慰”，甚至是展示医疗技术的大卖场。 确实，在这种情形下，死亡似乎已经注定成为“医学的失败”。因为医生是死 亡的对抗者，而死亡也不再与命运有关， 仅仅是跟医生决定什么时候拔掉呼吸机的插销有关。 最离谱的是，发明、完善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CPR (心肺复苏）技术， 本来它被成功地用于各种意外事件猝死的患者，现在却被广泛用于不可治愈的慢性病人，比如癌症、艾滋病、老年失智症、 植物人。尽管医学上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病人已不可治愈，躯体发生了不可逆的伤害，死亡近在咫尺，但他的身体仍然被架上呼吸机、吸痰器、胃管、气管切口等等一系列密布的管线，使这个生命仍然可以维持心跳。我们完全可以推想病人由此承受的痛苦，但由于医患、亲友和社会环境对死亡的无知、恐惧，使本来能让猝死患者“绝地重生”的CPR技术成了干扰慢性病人安详离世的毫无人道可言的表演。 因此，日本急症医学专家山崎这样说：这是对一个全无意志的躯体进行迫害！把患者与家人之间最具人性的死别时刻，变成了医务人员一展雄风的战场。 正因为如此，刘端祺教授认为，如果患有不可治愈的绝症而被反复抢救，并且在极为痛苦的状态下延续生命，直到器官的完全衰竭而死，这应该不是患者所期待的一种“善终”。他认为医生必须要承认医学的不可及性，看到医学有边界，医术有限制。很多时候医生其实不能承担“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的赞誉，只有医患双方都看到医学的极限以及生命的不可测控，才能将对临终病人的技术性“折腾”转向充满人文精神的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的初衷是让病人减少痛苦，坦然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临终关怀有漫长的历史。在中世纪的欧洲，修道院的教士、修女，出于宗教意图，往往在修道院中或修道院旁边附设房间，用于照顾长途跋涉的朝圣者或客商， 无偿地为贫病者服务。 现代临终关怀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 当时，作为护士的西塞莉·桑德斯女士， 在长期工作中看到濒死病人的痛苦景象， 心情很沉重，于是她着手研究如何使病人 舒适地度过这一阶段。她因此发奋读书， 先后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和社会学学士学 位，这样她有充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把 护理学和医学、社会学等结合起来，创建 了临终关怀学，用临终关怀的知识积极地为临终病人服务。1 967年她在英国的伦 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座临终关怀护理院， 即著名的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St.Christophers Hospice),标志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开始。 在临终护理院里，临终病人可以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关怀，症状得以有效的控制，痛苦得到最大限度的减轻，从而获得人生的满足，使临终病人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变得平静、安逸而有尊严。到了20世 纪80年代中期，英国已经建立各种临终关怀机构430多个，遍及全国城乡。现代临终关怀源于英国，但在美国发展得最迅速 最完备。在美国，临终关怀已发展为一门 独立的学科，既有独立的中心管理系统， 又与其他各部门协作；既有独立的临终关怀院，也有属于综合医院的临终关怀护理病房；另外还有社区临终关怀护理中心和居家照护。在美国，居家照护可能是最主要的的临终关怀形式，全国有三分之二的临终病人是在家中去世的。临终关怀医院虽不能使病人的死亡提前或推后，但却能尽可能地让病人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