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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的张力结构与矛盾运动 ——主潮与支流;一、概念解释 二、阶段分析 （一）第一阶段：1949年--1976年 （二）第二阶段：1976年--1989年 （三）第三阶段：90年代 ;概念解释：;主流是被大众所接受的，已经成为正常的事，符合常理的事。 相对的一面即为支流，现在大家给它的另一个名字是非主流，即不是主流的，被大众所不能接受的，觉得另类过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这样的特点：从建国后到七十年代，文学的发展从多元到一体，而在七十年代以后则呈现出一元之下的多样化。 这样说来中国当代文学就有了主流和支流之分。主流的文学是被接纳、被推崇、被肯定的，但是在主流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支流的文学，它们或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或只能在文艺政策宽松的时候出现，或没有受到大众的重视。主流与支流之间存在着张力。;第一阶段：1949年--1976年（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从文学创作的方面来看，当时的大多数作家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确实有投合战争文化心理的积极性，他们热情歌讴时代精神，这一时期战争文化规范在文学观念上的表现--诸如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自觉运用战时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构思创作（即敌我阵营绝对分明），自觉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这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流。 ; 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作品有“三红一创”（包括《红日》《红岩》《红旗谱》和《创业史》）等。 这一时期即使是表现婚姻、家庭和恋爱的小说都不免带有政治色彩，具有模式化的特点，尤其是对爱情的描写。 因为革命化、政治化的潮流出现了政治抒情诗，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时政性和重大化的主题提炼。 ;与此同时，我们仍要注意到当代知识分子传统的复杂性，即当代文学史发展中仍有一条“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若隐若显地存在着，支配着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和文学理想的追求。而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则是复活‘五四 ’作家的‘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以及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 支流文学的出现呈现阶段性的特点，它们或产生于文学规范的要求比较松懈，对规范发生多样性理解的时候（如1956到1957这一辈称为百花时代的阶段，以及60年代初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学政策进行调整的阶段。 后来由于政策的变更，也出现了对这些支流文学批判，比如对胡风，对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 ，对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 1966年到1976年在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四人帮以文艺为篡党夺权的突破口，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文艺园地百花凋零，满目苍夷。这一时期确立了革命文艺样板戏，要求塑造高、大、全的革命、社会主义文艺英雄形象。文艺创作要求做到三突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高度一体化。;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创作遭受空前的劫难，但是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创作，包括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剥夺了写作权力的知识分子，仍然在用笔表达内心的理想之歌和感情世界，如五六十年代绿原、曾卓、牛汉、穆旦等的诗歌、张中晓的随笔、丰子恺的散文、沈从文和傅雷等人的家书等等，尽管他们的个人遭遇、思想倾向和创作风格并不一样，但仍然保持了一种连贯的知识分子精神。 ;1949年到1976年这一阶段，文学的创作主流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后来文学更是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一些支流文学也只是在文艺政策相对松动的时候出现的或者是一些潜在写作。 所以，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与支流之间的关系是相斥的，文学创作也从多元化走向一体化。;第二阶段：1976年--1989年;一种新的文化规范的形成不会一帆风顺，从战争文化规范遗留下来的心理痕迹也不会立刻消失，强调“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作为一种历史的思维惯性依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 。这就决定了80年代的文学历史充满了过渡时期的特点 ：新的以和平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规范诞生以前必然会经历的痛苦的文化蜕变和自我斗争。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几乎从“伤痕文学”起，每一次新的创作和理论的探索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争论，探索和创新总是不完善的，每一次争论的意义也有大小之分，好坏之别，但总的说来，8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 ;“文革”结束后，历尽艰难的知识分子终于醒悟过来，开始认真反思几十年来国家、民族和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在他们心灵深处蛰伏已久的“五四”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又开始爆发出来。老作家巴金率先发表反思“文革”和总结自我教训的《随想录》，鼓舞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继往开来地发展和捍卫这一传统。 ;“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当代的意义并非只是历史精神的重现，“五四”传统是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