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对日本新思想文化传播.docVIP

《新青年》对日本新思想文化传播20世纪初，大批青年赴日留学，《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都有赴日留学的经历。这些有着深厚国学修养的热血青年游弋于日本思想文化的海洋中，自然会将两国思想文化进行对照。身处对中国思想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时代，他们对日本思想文化就有着很特别的情感和理解。在《新青年》这个强大的阵地上，他们也开始了对日本思想文化的介绍，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26年7月终刊时止，《新青年》计出11卷，共有63期，其中刊登有关日本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的文章近30篇，这些文章对日本思想文化的传播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对日本反战思想的介绍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了周作人的《读武者小路君作〈一个青年的梦〉》，他评价《一个青年的梦》是新日本的非战论的代表。并引了第四幕中的一段话： 青年：不使产生战争的东西有活力，国不亡了么？我所想的，是国也不亡，也没有战争。 乞食者：就是这点要紧。但如“国”这思想，还是同现在一样，那怕就为难罢！须得用民众的力量，将国的内容改过才好。世界的民众，变了一团，大家握手时，战争便自消灭。须使民众不要互相恐怖误解，不可不晓得大家重要的关系，平和过日，是大家都有幸福的事。又凡损人利己的人，无论是本国人，是外国人，都是平和的敌，非加制裁不可的。这些事，非真心的懂得不可。假如承认了现在的国家，却反对现在的战争，世上没有这样如意的事。 青年：我也觉得。但如今想更变各国的意旨，又觉得有点做不到。 乞食者：全在根，全在根，全在民众。人再进步一点，就好了。再一步！再两步！要人民自求积极的平和，先得教他们痛切的感平和的必要。 这段话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对国民性的痛彻的感受，而鲁迅也由这篇文章而对《一个青年的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找书来读，并进行翻译。他在译者序中说：“《新青年》四卷五号里面，周起明（周作人）曾说起《一个青年的梦》，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①并且认为这部书能够医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着手翻译，第七卷就连续刊登了鲁迅的译作《一个青年的梦》。 《一个青年的梦》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一部剧作。全剧共四幕，内容是一个青年被一个不认识的人带着到各处去看，参加各种有关反战活动。他有时是听众，有时是参与者。登场人物有亡灵、乞丐、神、恶魔等，四幕的内容各不相同，可独立成篇，但表达的是同样的对战争恐惧或厌恶的感觉。 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无理的“二十一条”要求，企图独占在中国的利益，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中国反日情绪极其强烈。《读武者小路君作〈一个青年的梦〉》发表于1918年，在反日情绪高涨的时期，周作人将这样一部日本剧作介绍给大家，是要有极大的勇气的。这篇文章和鲁迅译作的发表，对人们客观、正确地认识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态度有着积极意义。 对新村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 新村运动是由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一种理想主义的社会运动。发起者在日本日向地区买下了一些土地， 大正七年（1918年）创设于宫崎县木城村，实行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人的生活”。新村主义的理想是以和平手段，而非暴力手段建设这样一种社会: 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人人都参加劳动；只要参加劳动，人人都能得到生活必需的物质资料。 周作人看到武者小路实笃所著的《新村的生活》后，认为新村的实践比当时他所接受的托尔斯泰的主张已经大大发展了，是合乎人道主义理想的。他在《日本的新村》一文中写道： “俄国托尔斯泰的躬耕， 是实行泛劳动主义了； 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人生的福音。”② 1919年7月2日，在“五四运动”的风暴基本平息以后，周作人又从塘沽去东京，并于8月4日携妻子儿女回国。《游日本杂感》可以说是周作人对日本新村运动的实际感受。周作人开章明义地说：“我的再到日本，与第一次相隔九年（实为八年），大略一看，已觉得情形改变了不少，第一件是思想界的革新，一直从前本来也有先觉的议论家和实行家，只是居少数，常在孤立的地位。现在的形势，却大抵出于民众的觉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在日本）德谟克拉西的思想，比在民主的中国更能理解传达，而且比我们也更能觉察自己的短处，这在日本都是好现象。”③这里显示的是一个中国思想启蒙者的眼光， 他在赞扬日本思想界的”希望”时，显然对本国思想界有更大的期待。 明治维新结束后，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并于19世纪七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