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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蒙古牧区培育新型职业牧民思索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文件中的农民是一个大农民概念，包括牧民。内蒙古牧区为什么和如何培育新型职业牧民呢？ 一、培育新型职业牧民才能顺应民族文化必然融于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的趋势 传统牧区草原文化有许多优秀的文化基因，但是，毋庸讳言，传统牧区草原文化与这一趋势并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的文化浪潮。比如，牧区的重义气亲情轻市场理性的文化传统。讲求效益和利润的近代资本主义有一种普世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建立起了市场规则和有效的经济管理运行机构。这与牧区的重义气亲情轻市场理性的文化传统并不一致。马克思和韦伯都强调，代表着传统资本主义的族群经济由于其保守性（重情轻理）、封闭性（重族群社区轻社会市场），不能在“市场规模、科层化组织管理、任人唯贤、劳动力市场化选择、资产负债经营及产品研究与开发方面”有所突破，最终只能被近代资本主义所淘汰和取代。”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牧区文化恐怕都不及“传统资本主义的族群经济”，更不要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了。传统牧区草原文化与当代经济社会需要的竞争力不适应。 牧区牧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难以适应当代对人力资本的要求。笔者作为中蒙国际合作项目“蒙古高原草原荒漠化对比研究”项目成员，于2007—2008年在中蒙两国8个嘎查与蒙古国的学者一起进行了联合考察；其中，中国内蒙古地区四个嘎查分别是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巴彦图古日格嘎查、额尔敦锡力嘎查、东乌珠穆沁旗额尔敦乌拉嘎查、巴彦布日德嘎查。调查采用入户问卷调查、访谈法及参与式观察法相结合的方法，共调查105户牧民，其中有效样本100户。从所调查户的受教育年限看，绝大多数牧民的受教育年限为4—5年时间，基本未完成义务教育。当某一群体的整体文化程度较低，势必对其经济社会地位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牧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市场意识淡薄，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弱，使这一群体在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面前，很难具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说的处理“不均衡的能力”。 许多牧区蒙古族牧民懒于尝试新鲜事务。近些年，当笔者问及牧民是否愿意到临近矿上工作时，得出的答案都是，不愿意。问理由时，牧民的回答是，不会操作和有生命危险。许多牧民不能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消费上，不能够量力而行，攀比之风甚盛，超前消费比比皆是。如今，有些牧户购买车辆，添置手机，遇事讲排场，请客送礼，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另外，赊欠消费，借高利贷消费的现象也比较严重。蒙古牧民对契约合同之类的了解比较少，并认为如果用合同的方式去约定就感觉太不人性化和不够意思了。因此，有学者比较内地和沿海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农民合作社与牧区在游牧经济基础上建立的牧民合作社的差异时指出，内地和沿海的农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入社时能准确估计和计算股权,而牧民在入社时不屑于算帐或算不清帐。结果，在牧区合作社发展到有效益的阶段时，就产生了由于没有算好帐，契约合同条款不清引起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轻易雇工，勤劳程度不大够。据内蒙古农牧业厅经营管理站的调查，在牧区一方面劳动力剩余，无所事事;另一方面还要雇佣大量的外来劳工，使有限的草场还得承受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据调查统计，牧区雇工的户数已占到50%以上，这样做产生了许多负面作用:一是为雇工而多养畜加大草原负荷，加速草原退化，更有甚者，牧区的许多牧户给雇工所发放的工钱是采用给羊羔的方法，雇工在不是自己的牧场迅速膨胀自己的畜群，对草原造成巨大的破坏；二是使牧户的资金大量流失。根据调查资料，目前羊倌费是影响牧业的第二影响因素。从内蒙古牧业旗的总体情况看，雇用羊倌费已成为影响牧业生产的关键成分。从经济效益分析，收入不增，支出大增，造成该得到的利益流失，又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费；三是给牧区带来了人口压力，牧区人口膨胀且结构发生变化；四是，根据张五常先生的佃农理论，笔者可以推论，在短期雇工的条件下，雇工不会珍惜雇主的草场。 二、对内蒙古牧区培育新型职业牧民的战略选择 应致力于对草原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并进行传播。国外学者认为，蒙古族在交易活动中较为被动，他们不善于输出自己的文化反而被其他民族的文化渗透进来。必须对草原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否则,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就难以充分体现,保护就会失去资本,传承也是一句空话，也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新牧区建设的过程中，政策的导向是应大力提高牧民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意识,让他们乐于尝试新鲜事务,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树立契约合同意识和经济核算意识,不轻易雇工,提高商品率。牧区传统的出栏率是吃7卖8，15%卖掉的只有8%。而应该卖多少呢？应该是80%。极而言之，冬天只养母羊，再留20%母羔作为后备母羊，占80%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