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历史名人现象本质、心理及应对.docVIP

恶搞历史名人现象本质、心理及应对【摘 要】本文以“杜甫很忙”为例,指出恶搞历史名人现象在目的、手段和效果上都表现出其快闪式的娱乐狂欢本质,该现象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大众意图摆脱现代城市的孤独感,将杜甫作为寻求情感归属、重塑社会认同的线索,而对恶搞历史名人现象,我们应在宽容中寻求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创新。 【关键词】恶搞 历史名人 娱乐 一、名人恶搞:概念和历史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最初产生于日本的游戏界,随后传入台湾,并成为台湾BBS网络上的一种特殊文化。随着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恶搞文化在大陆逐渐流行,2005年末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电影《无极》,把中国的网络恶搞推向高潮。随后,恶搞动画、恶搞图片等层出不穷,恶搞成为一种亚文化。对于恶搞,一般认为它反映了大众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和反抗精神,是多元化社会的进步,但也有人认为它构成对知识产权及其价值的恶意侵害。 近年来,恶搞伸向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对诗词古文和历史名人的恶搞逐渐增多。2012年3月,在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一组名为“杜甫很忙”的恶搞图片走红网络,使得杜甫一度成为网络红人。其原图是人教版语文课本中《登高》一诗的配图,图中一脸肃穆的杜甫端坐在岩石上,形销骨立,面带忧郁,尽显忧国忧民之态。然而网络上流传的杜甫涂鸦照片,杜甫不仅“穿越”到现代过着现代人的生活,甚至还变身为很多影视动漫角色。瞬间,历史上慷慨悲歌的现实主义诗人形象彻底颠覆。继“杜甫很忙”后,李白、辛弃疾甚至雍正皇帝也被网民恶搞。 相对恶搞影视作品,大众对恶搞历史名人现象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杜甫很忙”事件的出发点并无恶意,只是一种游戏心态的体现,不必对此反应过度。南外名师徐红漫对此事中年轻人表现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表示欣赏,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看待,这是古代文化在现代社会进行的新渗透。①但一些严肃的文化保护者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亵渎。河南省诗歌协会会长马新朝发表声明“杜甫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光,我们决不允许诋毁杜甫形象。”② 二、事件本质:快闪式的娱乐狂欢 娱乐至死的概念最早来自美国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他对电视时代的大众文化曾有如此振聋发聩的描述“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③ 中国语境下的“娱乐至死”是随着互联网到来的,并且更多的来自大众自发行为和媒体市场行为二者的合力。互联网在短时间内成为中国最为大众化、草根化的媒体,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社会大众的“自我文化生产”,即按照自我的需要去生产文化,而非按照政府的需要。当然,自我的文化需要除了受马斯洛所说的五层次需求影响外,还受到社会尤其是市场机制的建构。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网络文化的兴起与衰落,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无章可循和超越常规逻辑的”④,但笔者认为网络文化是有其形成机制和周期的,只有符合人性需要并得到市场检验的网络文化形态才能流行,进而形成一种“亚文化”。那么,中国大众现时代的人性需要为何?一者批判,二者娱乐,批判和娱乐成为形成舆论影响力的核心变量。中国的网络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娱乐文化,⑤它可能借着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等各色旗号,但其本质的娱乐性无法否认。 因此,对历史名人的恶搞也逃离不了娱乐的本质。社会大众未必能深入到其批判性的层面,但基本都承认恶搞带来的娱乐效果,并且这种娱乐反映在恶搞的目的、手段和效果各个层面:在目的层面,它是网络时代人们表达个性、吸引注意力的重要方式。他们只是进行一场智力、技艺和幽默感的文化比拼,为了寻求快感和参与感而进行的一场网络狂欢。这种快闪式的娱乐狂欢往往被网络媒体所利用,从而成为服务商获取注意力资源和广告收入的工具,但这也无可厚非,毕竟这种娱乐有赖于服务商的服务器和论坛维护,“我玩我的快乐,你赚你的钱”,也是网络文化双赢合作的良好愿景。 三、大众心理:追求社会认同 以“恶搞杜甫”为代表的历史名人恶搞行为,在本质上是大众的“集体狂欢”,但如果这种行为不能得到其他人的注意和参与,那么这种恶搞基本是失败的,其实施者很可能失去继续恶搞的动力。由此,集体的参与和社会的认同对于恶搞行为的持续具有重大意义,从而反映出现时代的心理危机—孤独感,以及人们为摆脱这种孤独感所作的努力,即从青少年时代的共同记忆中寻求温暖,这种集体追忆以寻求社会认同便是杜甫恶搞涂鸦走红网络的原因之一。 大众之所以在现代陷入普遍的孤独感,有来自家庭、市场和媒介三方面的原因:参与恶搞的多是80后,作为独生子女的他们不像父辈那样拥有兄弟姐妹的亲情,又经历了应试教育极端时期,在人际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