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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探究摘要：惩罚性赔偿是以损害补偿为核心的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一个亮点，对大规模的产品侵权案件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我国侵权责任法增设了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但要求具备产品缺陷、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主观恶意及造成受害人死亡或严重的健康损害等要件。对于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数额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建议立法可以设定一些参考因素和上限数额，在弥补受害人损失、惩罚不法生产者的同时保证司法公正地实现。 关键词：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损害补偿；数额 中图分类号：DF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4-0108-03 惩罚性赔偿也称惩戒性赔偿，是普通法特别是美国法中一项颇为重要的制度。我国立法对惩罚性赔偿采取的是较为谨慎的态度。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中规定了我国首个惩罚性赔偿的条文，而后直到2009年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对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明知不符合标准的产品的销售者，消费者可以要求赔偿价款的十倍。2010年的《侵权责任法》明确把惩罚性赔偿适用于我国的产品责任领域，其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个条款是对以损害补偿为核心的侵权责任法的一个突破，对我国产品责任法的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我国产品责任中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意义 《侵权责任法》中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离不开当下产品质量问题已严重危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这个时代背景。“《侵权责任法草案》确立这个条文时，刚好是在全国人民愤怒谴责三鹿奶粉事件的高潮中，因而比较容易被立法者所接受，即立法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项制度的确立。”［1］除了三鹿奶粉事件，还有大头娃娃事件、2006年的“齐二药事件”等，这些大规模侵犯公众人身、财产权益的产品责任案件暴露出了原有的《产品责任法》对受害者补偿、加害人惩罚等方面的缺陷，而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方面的不足。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更好地弥补受害者的损失，有利于保障被侵权人的合法利益 以人为本是侵权责任法的首要宗旨，在这个宗旨之下如何使被侵权人得到合理的救济和补偿成为侵权法的核心问题。但就产品责任案件而言，单纯的补偿很难填补受害者的损失。因为相对于生产公司而言，作为个体的民事主体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可以想象，受到人身伤害的当事人一方面要就医治疗另一方面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进行诉讼活动，实属不易，而即使一审判决受害者胜诉，其可能还要面临二审、判决执行等一系列问题，最终被侵权人通过法院获得的赔偿数额相对于其所遭受的损失可能只是九牛一毛。虽然《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都规定了被侵权人身权益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这种赔偿一般仅限于被侵权人精神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形，而且由于赔偿没有固定的标准，法官参照多种因素进行判决，司法实践中的赔偿数额往往较低，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并不能取代惩罚性赔偿对被侵权人的补偿。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制裁不法生产者有利于彰显社会正义 惩戒无疑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一个主要功能。对不法行为人来说，补偿其故意行为所致的损害如同一项交易，只要付出一定的补偿性赔偿，即可任意为民事违法行为，这将使不法行为人特别是富人享有太大的损害他人的权利，只有通过惩罚性赔偿才能使被告刻骨铭心，从而达到制裁的效果［2］。据法经济学上的有效吓阻理论，惩罚性赔偿将使侵权人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并且剥夺侵权人的所有获利。举例而言，侵权人出售汽车，造成被侵权人实际损害是4000元，假使侵权人基于被侵权人受损所获得的利益也是4000元，如果汽车出售了1000辆，那么加害人就要支付400万元的惩罚性赔偿金。当然，如此巨额的赔偿金在使侵权人“刻骨铭心”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反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学者认为这样的制度会加大企业的负担，打击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商业的发展。诚然，过高的惩罚性赔偿不免会带来吓阻过度的危险，但是对那些恶意侵权的生产企业而言，如果侵权的获益远远大于对受害者的补偿，换句话说它的违法成本远远低于守法成本，那么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有多少企业会选择遵守法律？如果企业都通过违法获得巨额利润，那么谈何法律公平、社会正义？ （三）惩罚性赔偿制度对其他生产者的威慑作用有利于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保证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惩罚某个不法企业的同时对其他同样从事不法行为的企业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而这种作用是补偿制度所不具备或者说无法达到的。“以过错为标准的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是通过对过错行为者个人的惩戒来达到制裁加害人并附带地产生抑制侵权行为的效果，与早期侵权法中的结果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