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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碳排放驱动因素实证研究［摘 要］ 在分析2000-2010年甘肃省能源消耗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运用LMDI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将碳排放的驱动效应分解为生产和生活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效应、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效应。结果表明：生产和生活能源强度效应是碳排放的负向驱动力，而其他效应则对碳排放有正向的驱动作用，且甘肃省能源利用率不断提高所带来的负效应无法抵消由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合理所带来的正效应，从而导致碳排放量逐年增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降低碳排放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低碳；LMDI分析法；甘肃省；碳排放；驱动因素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7. 027 ［中图分类号］ F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17- 0048- 03 0 引 言 由于面临越来越大的气候变化和能源替代的压力，低碳经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谓低碳经济就是发展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模式，其特征是以减少ＣＯ２排放量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在２００９年３月发布了《２００９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单位ＧＤＰ的ＣＯ２排放量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５０％的目标。甘肃省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出，“十二五”期间必须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单位ＧＤＰ的能源消耗降低１５％。由于甘肃省的经济发展建立在高能耗、高排放的基础上，长期以来重工业结构对能源材料依赖性强，且又主要以化石类能源为主，所以实现这一目标任务艰巨。如图１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甘肃省碳排放量基本上是逐年增加的，２００７年达到近１１年的历史最高，为４ ６００．９６万吨。２００７年以来，甘肃省围绕国家“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积极调整工业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推广清洁能源，节能减排成效显著，20０８年至20１０年碳排放较20０７年有所下降。 碳排放强度是衡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甘肃省碳排放强度１１年来逐渐递减， 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仍有下降的趋势，说明甘肃省减排潜力很大，但甘肃省碳排放强度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２倍之多［１］。由此可见，甘肃省发展低碳经济任重道远。研究甘肃省碳排放量的驱动因素，对于甘肃省实现减排目标，制定减排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１ 甘肃省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分解 １．１ ＬＭＤＩ分解理论 对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分析起源于１９９０年，其中流行的方法有两种：拉氏指数法（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 Ｉｎｄｅｘ）和迪氏指数法（Ｄｉｖiｓｉａ Ｉｎｄｅｘ）。拉氏指数法易于理解但没有迪氏指数法具有的对称性和加法与乘法的易互换性，因此迪氏指数法更具有科学性［２］。迪氏指数法包括ＡＭＤＩ法（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Ｍｅａｎ Ｄｉｖｓｉａ Ｉｎｄｅｘ）和ＬＭＤＩ法（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Ｍｅａｎ Ｄｉviｓｉａ Ｉｎｄｅｘ）。由于ＡＭＤＩ法分解不完全和不能处理零值等缺点，而ＬＭＤＩ因为具有易使用、易理解、无残等优点差而备受欢迎。虽然ＬＭＤＩ法本身无法处理零值和负值，但随后Ａｎｇ和Ｎａ Ｌｉｕ用“分布极限”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３-４］。在实际问题中负值一般不会出现，而对于零值，可以用一个任意小的正值（如１０－２０）来替代，且这样处理与采用“分布极限”方法所得的结果差异很小①。下面将ＬＭＤＩ方法运用到甘肃省碳排放量驱动因素的定量分析中。 用到的所有变量定义如下［5］： ２ 各驱动因素的分析及结论 生产能源强度反映的是不同产业对能源的利用效率，而能源的利用效率取决于先进技术的应用，技术进步是决定能源强度变动的决定因素［6］。从表１可知，生产能源强度对碳排放有负向的驱动作用，这主要因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期间甘肃省三大产业的生产能源强度都表现为逐年下降，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下降得最快，２０１０年第二产业生产能源强度比２０００年的下降高达５７．６％。但甘肃省生产能源强度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仍较高的水平（见图1），这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水平落后所导致的，同时也说明甘肃省有很大的减排潜力，需要加大先进生产设备和科技人才的引进。 生活能源强度反映单位收入能源消耗量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受到以前消费习惯的影响，能源消耗结构的改变往往滞后于收入的变化；另一方面，居民对能源的消耗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不可能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的增加，所以生活能源强度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且为负的驱动效应。 产业结构效应是指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如表１所示，甘肃省的产业结构是碳排放量的正向驱动力，这是由于甘肃省产业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如图２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甘肃省的第二产业的排碳量占碳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