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走转改”精神提升慈善新闻报道.docVIP

用“走转改”精神提升慈善新闻报道多角度、多方面的慈善新闻报道与“走转改”活动相结合，最直接体现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在培养慈善价值观、普及慈善文化上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有效提高新闻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慈善理念在中国古已有之，源远流长。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慈善事业逐渐被公众认可和接受，慈善新闻报道也随之升温。 桂林广播电视报社自2011年2月推出《慈善专刊》，结合贯彻落实“走转改”精神，关注困难群体，彰显社会良知，倡导全社会慈善理念，持续推出记者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的报道，把版面留给基层群众，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通过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新闻报道，真正实现了“爱心奉献社会、善举温暖人生”的创刊宗旨。 走基层：救助困难群体，从宣传者到践行者 做好慈善新闻报道，媒体人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恪守新闻职业道德，传播先进慈善理念，宣传国家政策法规，反映民间慈善需求，引导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习了解中国公益慈善的国情国策、法律法规，要求我们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验和感受基层群众的生活状况和思想。 早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许多新闻媒体发起了为灾区人民捐款的活动。应该说，正是从这个时候，桂林广播电视报社开始深刻了解和参与慈善新闻报道。根据我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新闻媒体是没有资格接受捐赠的。因此，桂林广播电视报社《慈善专刊》创刊伊始，便选择与权威的慈善机构合作，通过强强联手的方式打造一种全新的互动模式。桂林广播电视报社与桂林市慈善事业会、桂林市仁济慈善基金会合作，自身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即不再简单地报道，而是主动介入，进而以组织者身份推动本地慈善事业的发展，从单纯的宣传者向践行者转变。 《慈善专刊》不仅在每期的版面上刊登桂林市慈善事业会的爱心捐助账户，还主动策划举办慈善活动。2011年8月，在获悉桂林资源县偏僻山村有两名女生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却因家庭贫困学费无果陷入困境的新闻线索后，《慈善专刊》派出记者深入基层，跋山涉水寻访这两名等待援助的女生。记者在最短时间内获取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写成《请给她们一双隐形的翅膀——寻访资源县“最美丽”的贫困女大学生》，故事感动了许多读者。文章见报后，两位贫困女生不仅每人收到了5000元爱心善款，还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爱与支持，圆了大学梦。同月底，为了帮助更多同样因家境贫苦而无力承担学费的贫困生圆大学梦，桂林广播电视报社联手桂林电视台、桂林电台，与桂林市总工会、妇联、残联合作，举办桂林市首届“公益慈善百日行”活动，并通过现场爱心义卖的方式为贫困生筹集了助学金。《慈善专刊》大篇幅全方位对此次慈善活动进行报道，社会反响强烈。桂林广播电视报社此举，既树立了自己的慈善品牌效应，又扩大了慈善活动的参与性与互动性，不仅当事人、受益人、新闻媒体、慈善组织参与，更重要的是让全社会一起参与，让慈善活动获得了影响力和持续力。 转作风：担负社会责任，注重人文关怀 求助类报道是慈善新闻报道的常规动作。对大多数新闻媒体来说，为面临困境苦无出路的受难者募集捐款，解决燃眉之急，是日常慈善新闻报道的主体。求助报道大致包括三种类型：助学、助困和助患。桂林广播电视报社《慈善专刊》的《“求你们救救我哥哥吧！”——一个无助女孩向社会发出的求援》《骆雨琪：我希望像正常孩子一样学习》《贫困山区的孩子吃上了“营养午餐”》等报道都属此类作品。这些文章的确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读者通过各种方式奉献了爱心，帮助受困者逐步走出困境，同时彰显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当下慈善新闻报道中，一些媒体的报道理念或多或少存在偏差，如刻意营造的“有困难找媒体”的氛围，常使媒体扶弱救助功能被放大，使人们把媒体误认为慈善组织，这就歪曲滥用了媒体的功能和权力。不少都市报和网站的类似报道，出现了如“卖身救母”“为救亲人卖器官”等火爆猛料，这些报道的重心多是宣扬受难者的种种不幸，突出受难者个人的悲惨遭遇。这类仅具个案意义的报道泛滥，易引起“同情心乏力”的现象。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一些媒体的慈善新闻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对少数企业家、明星等社会公众人物慈善行为的渲染和炒作上，这些名为“慈善”实为“作秀”的所谓慈善新闻，很容易让人们得出“慈善仅是那些有钱人的事”的观点，从而导致慈善精神被扭曲，违背了慈善的人文精神。还有一些媒体慈善报道理念与慈善本质有悖，把捐款当做是慈善的唯一形式，把捐款多少当作衡量捐款者爱心的标准。其实，慈善行为中，捐一元和捐一亿元本质上没有差别，普通民众才是慈善事业的主体，桂林广播电视报社《慈善专刊》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平凡人的慈善行为进行报道，引导人们自发自觉地参与慈善，让受众逐渐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慈善体现在人们的各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