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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博士学位论文： 学术与策略之间 吴玉章 学术研究，当然有许多说法，但是，一般而言，它就是发现问 题，提出假设并加以证实。我们通常认为，博士学位论文可以说是 我国最高学位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学术青年才华的展示和心血的 凝聚，是年轻一代学人学术研究的开始。可是，通过交谈和阅读论 文，我发现，在博士生们的心里，除了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体 现学术追求之外，似乎还有什么。对他们来说，除了上面的种种高 妙意义之外，博士学位论文只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既然如此， 如何顺利过关就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策略，就是完成某一既定目 标的最佳方式。对于博士论文而言，它的策略就是一种以平稳而 求顺利过关。 就手里有的10多本博士学位论文(法理学与法史学方面的) 而言，其选题是多种多样的。在探讨《中国传统司法的现代转型》 时，沈国琴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法学所”) 提出只有将其与当时形成的宪政理念相互联系起来，这一转型才 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探讨中国传统司法转型的论著不少，但是将 其与宪政联系起来确实少见，因此，论文等于是开辟了一个认识层 面，因而有丰富人们认识的意义。在研究“司法审查问题”时，邹利 文心法言 清华法治论衡第5辑 琴博士(法学所)清晰地梳理了英美学界关于司法审查的认识，透 彻地交代了不同主张背后的逻辑联系。明确地告诉读者，～般讨 论司法审查大概有几个方面，有些什么主要的观点，为我们从学术 研究的角度认识司法审查做出了必要的澄清和准备。事实上，归 纳和清理已有研究成果具有学术史的意义。针对“学术自由权”问 题，谢海定博士(法学所)不仅讨论了学术自由权的成立要件，而且 还从认知、政治和伦理三个方面比较充分地论证了学术自由权的 正当性。在研究《权利救济的基本结构及其转型》的问题时，贺海 仁博士(法学所)富有想象力地提出权利救济的两次结构性改变， 即私力救济一公力救济一自力救济这样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转变。 黄金荣博士(法学所)针对“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诉性问题”展开研 究，并给予了肯定回答。在研究“民事纠纷率”问题时，冉井富博士 (人大)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民事纠纷率变化的研究，具体交代了 影响这一数字变化的具体原因，而且比较科学地回答了是否存在 诉讼爆炸的问题。由于作者具有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训练，因此能 够自己制作表格，从而能够清楚地说明问题。在研究“美国宪政生 成的深层背景”这一问题时，钱福臣博士(人大)从历史、制度、思想 文化和主体等方面解释了宪政的背景。在研究《现代日本理论法 学思潮》时，陈根发博士(人大)能够占有大量的材料，比较详细地 介绍了日本学者在理论法学方面的研究和成果。一般而言，我们 都熟悉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法制史和民商法的研究，但是，由于资料 的缺乏，我们不知道日本理论法学的历史和现状，因此，这一研究 有填补国内法学研究空白的作用。史大晓博士(北大)分析了“西 欧民族国家的兴起与现代法治”的关系，并把法治与民族国家兴起 视为必然联系之两物。侯猛博士(北大)仔细研究了《中国最高法 院规制经济的功能》，并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对此加以说明。张芝梅 博士(北大)通过对美国著名法学家波斯纳学术思想的梳理，再次 法学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与策略之间 说明他的实用主义立场。曲阳博士(华东政法学院，简称华政)则 对“日本中世纪法律”加以考察，指出流行的范畴学说不一定能准 确地揭示这一时期日本法律的特点。崔华博士(北大)针对“宗教 与法治”的关系加以分析，强调宗教改革对于法治社会的重要意 义。郑少华博士(华政)则根据日本学者的意见提出了“循环型社 会法”的观念。 应该说，这些选题和随后的研究都在某种意义促进了我国法 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在“点”的问题上的深入。再就论文所体现 的博士生的知识成分而言，也是值得注意的。从博士学位论文引 用的材料看，译文或译著占据了很大的部分。他们或引证名言，或 加以归纳，或阐明研究方法，不一而足。当然，研究外国或国际法 律的问题，引用译文或译著是不奇怪的，甚至是应该的。但是，现 在的问题是，即使研究中国法律问题，或者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 译文或译著也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对此，我们不知道是喜还是 忧。一方面，知识，特别是法学知识是国际化了，博士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