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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眼中的甲午战争 HYPERLINK /?writer=张煌张煌 恩格斯像 甲午海战图（油画） 当中日甲午战争的消息传至欧洲，恩格斯尽管已是74岁高龄的古稀老人，却仍以哲学家的敏锐思维，站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历史高度，适时地对这场战争作了点评。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恩格斯就中国战败的原因及影响给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见解。在120年后的今天，重温恩格斯的信件，仍可感受到他作为哲人的智慧光芒。 偏重防御的战略战术使得北洋水师的覆灭不可避免 在恩格斯看来，中国甲午战败的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府和军方所奉行的被动防御策略。他在信中指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恩格斯对于中国闭关自守政策的否定，反映了他对于军事技术发展中攻防不对称律的深刻认识。军事技术的发展往往源自进攻与防御需求的推动。原则上，有何种进攻手段，就会有对应的防御手段，因而攻击技术与防御技术的发展本应是基本对称的。然而，在军事技术史上，攻防技术发展不对称的情况却是经常发生的。在冷兵器时代，攻城技术长期落后于守城技术，从而使得攻城战在很大程度上演化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攻城则力屈”，正是对冷兵器条件下攻守不对称状况的客观反映。然而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9世纪末，膛线、速射火炮和蒸汽动力的发明与应用，使得攻防不对称性向攻易防难的方向逆转。具体而言，在攻易防难的格局下，构建防御系统比构建具有同样效率的攻击系统，具有更大的难度，需要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因此也就更不容易成功。 围绕甲午战争，中日两国展开的军事博弈，实质上可视为消极防御战略与积极进攻战略的对抗。从国家战略的视阈来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发展方略，制定了以侵略朝鲜、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政策”，相形之下，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仍然奉行着“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封闭的状况，只能通过战争来打破，他指出：“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 就甲午海战的具体战况而言，中日两国的攻防偏好在战略和战术层面均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进攻与防御的战略选择差异，直接影响中日双方舰队的总体设计与作战效能。据统计，中日舰队的平均航速比是1∶1.4，平均马力比则是1∶1.8。奉行攻击战略的日本联合舰队，舰只马力大、航速快、机动性能良好，因而能在战场中迅速占据有利阵位，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在火炮的配置上，虽然北洋舰队拥有更多的大口径炮，然而日舰却装备了更多的速射炮。前者威力虽大，但射速慢、操作不便、命中精度低，后者射速快、操作便捷、命中精度高，两者相较，日本舰队在相同时间内的射弹量和命中率都要高于北洋舰队。另一方面，攻与防的差异同样体现在战术层面。力主进攻的日本舰队采取纵队舷侧炮击敌的战术，将火力与速度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被动防御的北洋水师采取的却是横队舰首炮击敌的战术，舰队整体的攻击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偏重防御的战略战术加之“保船制敌”的消极心态，使得北洋水师的覆灭不可避免。 农耕文明的自闭性是中国甲午战败的深层原因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恩格斯不仅敏锐洞察中国甲午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还深刻地揭示其深层次原因。他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提出闭关自守的排外政策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密切关联。他指出：“在这里（中国），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经济体系固有的自闭性，必然导致国家军事方略的保守性。反过来说，执行保守的军事方略的最终结果，即是自然经济体系的覆灭。对于这一点，可以从恩格斯对甲午战争后果的预见中得以印证，他认为：“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回顾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古代，汉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峙中长期处于守势。在前近代，明王朝颁布了“片甲不得入海”的禁海令，面对来自海上倭寇袭扰时，也长期采取防御的策略。究其原因，并非是中央政权的力量无法与牧人或海盗相抗衡，而是由于草原和海洋对于农耕文明的经济体系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无法提供开疆拓土的战略需求。因此，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大帝等出师远征、横扫千军的有为君主，但其主动进攻的目的皆是为了巩固既有的政权，为农耕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