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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哲学对当今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 文：吴玉亮 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艺术是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紧密相连的。艺术常常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本文侧重于绘画与哲学的关系，尤其是东西方哲学各自对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及其比较来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哲学，作为人类的自我表现意识，是理性精神的直接表现。一般人认为，西方哲学偏向于“纯粹理性”，中国哲学偏重于“实践理性”。前者强调自然界的必然，后者强调精神领域的自由。在西方文论中常常谈“形象”和“典型”等，偏重于艺术如何反映客观现实；而我们中国讲“意象”、“意境”，则侧重于审美主体对对象的渗透和把握。这些，反映在绘画上就是人们常说的“再现论”和“表现论”。 大家知道，西方绘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比较强调模仿和反映客观的，这与他们西方的哲学传统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们都知道在西方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虽然两者有明显的不同。柏拉图认为在现实世界之上，有一个超感官的理念世界，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艺术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充其量不过是理念世界的一种仿本。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模仿的物质世界本身具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画家可以画出比原型“更美”的物象来。尽管两者有深刻的分歧，然而都认为艺术本质上是生活的再现，模仿。这种强调艺术模仿再现生活的再现美学在欧洲已持续了一两千年。在这种传统中发育成熟起来的绘画，在再现外部世界真实性上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有明显的不同。中国绘画是在特定的中国哲学系统中孕育起来的，与西方《诗学》同时出现的《乐记》就指出：“乐者，通伦理者也”，“乐者，德之华也”。这标志着一条与西方模仿论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美学强调与“真”统一，而中国美学强调与“善”的统一。总而言之，东方美学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伦理价值。前者为“纯粹理性”，后者则是“实践理性”。虽然它们都以感情为中介，不过前者更多地导向外在的知识，后者更多地导向内在的意志。二者价值定向、价值标准不同，所以在艺术上要求和表现也不一样。我们看到西洋绘画很重视体积感、质量感、透视感、色感、光感等等，哪怕是想象、虚构的事物，例如拉斐尔的圣母与天使、鲁本斯的精灵与魔鬼等者力求逼真，他们对于透视、色彩、人体结构的解剖比例都可借鉴实用科学来验证。我们知道像达.芬奇画可以用投影几何来证明，色彩可以用光谱分析来检验，人体的结构与比例可以用解剖学来分析。而中国传统绘画就明显地不同于西方写实绘画，因为中国美学把艺术看作一种德行化人格，它不强调艺术同具体客观事物相验证，而要求“以意为主”，“取会风骚之意”，即使是“传移模写”的作品，其目的也是为“达意”。越到后来，这一特点就越明显。清代八大山人的画，“既不杜撰非目所知的‘抽象’，也不甘心写极目所见的‘具体’，只倾心于以意为之的‘意向’”。可以说“借物抒情”，“托物言志”是中国绘画十分明显的特点之一。这在文同的画竹中表现得很突出。他自己也说过，“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以遗之，故一发于墨竹”。《毛诗序》说得更为清楚：“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中国艺术，中国绘画本质上都强调主体的表现和自我的关照。 中国绘画不像西方绘画那样表现逼真，而是求“神似”不求“形似”，这与中国哲学的一贯立场是分不开的。中国哲学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重“道”轻“器”，重“意”轻“言”。而西方哲学多使用的语言，是经验科学的语言，即“形而下”的语言，它是人们认识一事一物与一事一物之理的工具，要求言能尽意，力求反映的忠实性，模仿的精确性，再现的可验证性。而中国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形而上”的语言，它是人们追溯万事万物本源的工具，要求“画不尽言，言不尽意”，常常是启示性的，象征性的。这种哲学思想在中国绘画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由于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特点，所以各民族的艺术必然表现出各民族的哲学传统。 哲学同时又是一个时代思想的精华，它必然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必然会通过它的艺术明显地表现出来。大家都知道19世纪在西方的艺术舞台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现代艺术的诞生。西方现代美学、现代绘画也开始对传统提出了挑战，它们强调艺术是一种创造，一种感情的表现，而不再是模仿和再现。“美就是感情的表现；而且，凡是这样的表现没有任何例外都是美的”，因而，艺术创作要“代之以巨大的包容一切的感情”。在绘画领域，现代派美术的前驱塞尚就提出：“实在即自我，自我映于外，是谓自然；画中取为对象而表现的，则亦表现自我而已。”后期印象派的代表人物梵.高指出：“艺术，这就是人被加到自然里去，这自然是他解放出来的……。”到了从理论上系统提出绘画就是“表现”的康定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