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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青年徒工谈往昔及今朝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工人阶级的地位也由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我们从青年徒工身上也是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的。 “徒弟徒弟，三年奴婢”，这是旧社会的一句俗语。这句话，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在旧社会的青年学徒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 旧社会学徒的期限名义上是三年，实际上比三年要长得多；除了三年学徒之外，还要有三年参师。在前三年的头一两年，一般都是担负笨重的苦力劳动，什么都要干，主要是挑水、煮饭，干粗活、杂活，白天干十三四个钟头之外，晚上还要帮老板做家务劳动。到第二年甚至第三年，才有机会摸摸家伙学点技术。学徒期间，没有工资，穿衣也要从自己家里带，基本上是无偿的劳动。学徒在政治上根本没有平等的权利，没有说话的机会，只是跟着跑，说做什么就做什么，说东就东，指西就西；甚至速基本的人权也不能得，成天挨打受骂。 应该特别提到“养成工”。在上海等大城布的工厂里，尤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和经营的纱厂里，大量使用养成工，这是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剥削、压迫工人的一种残酷的方法。他们以欺骗手段用几个钱从乡下把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招来，实际上就是拐骗来了，对她们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她们所得的工资微乎其微，而且流氓、包头还要敲榨勒索，介绍工作要钱，过年过节还要给他们送礼。这样一年、两年、三年，连续好几年的干下去，不仅不能寄一个钱回家，就是维持本人生活也往往要背上一身债。在政治上，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利用走狗、帮凶，对她们实行严格的控制，没有参加任何活动的自由，甚至看望亲戚朋友都要受到监视。有一点不对劲，就要“吃生活”（即挨打），跪着打，吊起来打。这条无情的锁链，把她们紧紧地拴住在帝国主义者、资本家的残酷的剥削压迫的柱子上，一动也不能动。 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果，解放前中国工业十分落后，除上海、沈阳等大城市有点大工业外，绝大多数的厂都是手工业和搞修理的小工厂、作坊。因此，解放前的学徒，大多数是在手工业作坊和小厂子学手艺的。这些地方的青年学徒所受的剥削压迫的痛苦，同样是很厉害的。我小时侯有个同伴，叫郭隆兴，学铁匠，每天从天亮到天黑只是拉风箱、打大铁锤，即使是冬天，也要弄得汗淋如雨，满脸乌黑。他每天挨打的次数记都记不清楚。有一次他想了一个办法，老板打他一次，他就拿木炭在风箱底下划一条杠杠，休工后偷偷地点算了一下，足足划了三十六条，也就是说，这一天他足足挨了三十六次打。 我自己也是当学徒出身的。我刚满十三岁，就被送到一家木匠坊当学徒。名义上学徒，实际上当奴隶。一天到晚就是挑水、煮饭，从河里把竹子、木头背到厂子里来。吃饭时，要给老板、老板娘盛饭，自己后揣碗，但要先放碗，因而往往吃不饱。热天晚上，还要替老板娘扇风，直到深夜才能休息。人小活重，我实在忍受不了，第二年就跟表兄到吉安的一家木厂当学徒。在城里呆了十几天，就跟木工们到离城六十里外的乡下给地主盖洋楼。我实际干的是煮饭，一人煮三十多人的饭，还要挑水、买菜，菜是到地里挖芋头，要挖、刮、洗、做。做饭的地方是在村外的棚子里，半夜三点钟左右就得起床工作。这一年我没有学到一点真正手艺，就连拉拉锯的机会也很难得。辛苦了好久，过年了，老板只发给我一吊二百钱就打发我回家。我望着几个铜板，眼泪直往外涌。第三年我又跟人上瑞金做工，还是经常挨打。有一次干活稍出点毛病，老板就不声不响地拿着凿把子在我头上猛敲了两下，刹时我眼睛里火星直喷四射，痛得死去活来。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就在1929年秋天，和另两个学徒商量好了，偷偷地跑出来参加了红军。 旧社会的学徒，所以如此受压迫受剥削，根本的问题，是阶级地位问题。在旧社会，工农劳动人民处于被统治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穷苦人民的子弟生活没有出路，明知当学徒要受苦难、遭摧残，但为了活命，还是要去做牛做马。我家一共有九口人，当时单靠父亲一人是维持不了全家生活的，我的父母不得已就只好把我们一个个地送出去自寻生路。这样，我兄弟姊妹七人，四个妹妹都给人做了童养媳，我是老大，第一个出去当了学徒，接着我的弟弟也出去当学徒了。类似我的家庭这样痛苦的遭遇，在旧中国是很普遍的。 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解放，我们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成了国家的主人。旧社会的那种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青年徒工在学习期间，不仅每月能够得到应得的工资，而且同全体职工一样，住公房，进食堂，有俱乐部看电影，享受着工厂企业所有的集体文化福利。至于学习条件就更加大不相同。现在青年徒工一进厂，就有师傅教，有的工厂还办训练班、技术学校，而且还有业余政治、文化学习。在这种优越的学习条件下，许多徒工进步很快，半年、一年，就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开始独立操作。这与旧社会的学徒那样经常挨打受骂，长期当杂役相比，是多么干差万别啊！ 我们今天有这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