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朴实 折射市井生活 风花雪月 体现时代情感.docVIP

文本朴实 折射市井生活 风花雪月 体现时代情感话本小说是民间口头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宋元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繁荣，城市文化随之兴起，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由是，反映着现实市井生活，渗透着市民思想意识，洋溢着市民文化色彩，迎合着市民审美趣味的话本小说盛行一时。 朦胧的人文精神 宋元时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在崇尚功利的社会心态影响下，儒家思想的影响逐渐削弱，市民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话本小说作为一种市民文学，其撰写者“书会才人”、表演者“说话艺人”和接受者都是社会中下层的人。他们虽然无法完全摒除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但又不满于传统观念的禁锢，意识中还有着市民的享乐主义和农民的朴素思想。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条条框框对于他们的约束相对薄弱，由此萌生出朦胧的人文主义精神。 他们肯定七情六欲，反对压抑人性。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是《刎颈鸳鸯会》(《清平山堂话本》卷三)。小说讲述了村落女子蒋淑珍纵情纵欲，最终与情人双双惨死于丈夫刀下的血腥人生悲剧。小说看似不满女主人公的婚外偷情，却又以韩凭夫妻不屈强权，至情不渝，化为连理、鸳鸯的凄美故事作比，对大胆挑战传统礼俗观念的男女主人公的行为、遭遇满怀同情和赞许。 宋元话本小说不仅有爱情故事的缠绵悱恻，也有恩爱夫妻的悲欢离合、妓女命运的苦辣辛酸，在女性的“贞节观”上闪现了一丝动摇的火花。在《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清平山堂话本》卷三)中，写陈辛奔赴偏远的广东就任巡检，妻子与他情投意合，不忍他独自前往，与之随行。途中，妻子被号称“齐天大圣”的猢狲精劫掳，虽软硬兼施仍不肯顺从。三年后，陈辛历尽艰难救得妻子，恩爱夫妻终得团圆。篇中丝毫未提陈辛对失踪多年的妻子的怀疑和游移，这体现了市民在“情”和“礼”的观念冲突中，“情”战胜了“礼”，对传统观念标榜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开放的女性情感 在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社会意识一再提醒、强化的女性所担当的社会角色都是生育本能和家庭职责。自从父系制社会形成并稳固后，从小接受“三从四德”闺中礼训教化及熏陶的女性扮演的都是弱势、被动、依附、封闭的角色。而在宋元话本小说中，社会于女性的舆论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传统的女性角色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蜕变，女性情感观念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其改变首先体现在女性敢于冲破世俗的藩篱，主动热情地表达和追求爱情。 例如《碾玉观音》(《京本通俗小说》第十卷)，这是一篇比较典型的叙述市井普通“小人物”恋爱婚姻的故事。女主人公璩秀秀是一个裱褙匠的女儿。她家境贫寒，大胆泼辣，干脆洒脱，敢爱敢恨，没有一点传统道德的负担。她爱上了王府的待诏碾玉匠崔宁。在恰遇王府失火时，她主动怂恿崔宁一起逃离，言语直率，步步紧逼，表达爱情无丝毫忸忸怩怩。倒是男主人公崔宁表现出懦弱、胆小、怕事的性格，与女主人公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彰显出女性的不同寻常。诚然，璩秀秀的离经叛道与她的社会阶层相关联。她出身市井，较少受传统文化和闺阁教育的束缚。但是，在一个性别地位不平等的社会背景中，她不甘于被动接受，以积极的态度扭转这种传统的两性关系，主动表达情感，将男性置于被动位置。很显然，这种地位的互换，对于自父系制形成以来一直由男性主义主导的社会来说，对于强大的男性权力来说，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挑战。它意味着对男性主权的蔑视；意味着女性自身对于自己长期所担当的被动社会角色的不满和反思。同时，也开启一点朦胧的，建立在平等互爱基础上的现代爱情观。 世俗的婚姻观念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婚姻观念。随着父权制、家族制和私有制的确立，儿女被视为家族或家庭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婚姻已然超越了单纯的个人关系，成为保持和延续家族或家庭利益的手段，从而婚姻缔结的控制权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了家长的手中。由于社会时代的局限、市民本身的缺点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影响，市民在婚姻观念上还是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世俗性。宋元话本小说中，虽然对传统婚姻规则的要求不再严苛，却仍保留有世俗的婚姻观念。 例如《裴秀娘夜游西湖记》(《万锦情林》卷二)一篇，小说记叙宋理宗时太尉裴朗携家眷清明夜游西湖，裴女秀娘偶见一美少年，心生爱慕，归家后，相思成疾。裴朗得知实情后，遣人暗访，知少年乃刘员外次子刘澄，因此托媒至刘家议亲。秀娘闻之即病愈，后两家择吉成婚，终成眷属。小说满足了人们关于婚姻的种种世俗愿望，即男才女貌、夫荣子贵、夫妻偕老、健康长寿等。 同时，市民作为城市的新兴阶层，虽然不断在发展，有新思想、新观念和新道德，却也不断在分化，也有剥削与被剥削，也有贫富差距。如前文所述，城市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使人们获取财富、权势、地位的愿望更加迫切，从而滋生了市民妄图借助婚姻达到其经济、政治目的的念头和行为。这种社会现象也较普遍地反映在话本小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