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动物保护伦理及其对中国影响.doc

西方动物保护伦理及其对中国影响除了激进的物种歧视主义论者，西方大多数人都是反对虐待动物的。但是在回答“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动物”这个问题时，伦理学家们便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归结起来，西方伦理学家主张保护动物的理由主要出于两种立场：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 人道主义动物保护伦理在西方由来已久，于今尤甚。从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以来，为了娱乐而进行的斗兽或虐兽行为就被批评为暴行，因为基督教教义认为虐待动物是亵渎上帝的行为，不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在近代，洛克、泰勒和史怀泽等仁慈主义者则从世俗层面主张施加给动物的痛苦是需要加以革除的罪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动物福利论者不仅考虑动物的肉体感受甚至还开始关心动物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笔者把主张动物保护的基督徒、仁慈主义者和动物福利论者归于人道主义立场，是因为他们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基督徒保护动物是因为他们认为残忍对待动物是对神的冒犯，因而会将自己置于神的审判之下。此外，动物作为人类的工具，即使是最不起眼的昆虫和爬行动物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也具有重要的位置和影响，失去它们，将会造成人类“可悲的缺憾”。[1]仁慈主义者关心动物的出发点同样是人本身。他们认为对动物的残忍很容易演变为对他人的残忍。正如康德所言：“如果一条狗长期忠诚地服务于它的主人，当它老得无法继续提供服务时，它的主人应当供养它直至死亡。这样的行为有助于支持我们对人的责任，这是应尽的义务。如果一个人因为他的狗不能再提供服务而杀死它，那么他对狗没有尽到责任，尽管狗无法给出评价，但他的行为是残忍的，而且有损于他相应对人的仁慈。”[2]动物福利论者要求善待动物、人道养殖则通常是出于消费健康或生产效益的考虑。他们认为，动物在应激状况下会因极度恐惧和痛苦，大量分泌肾上腺激素，形成毒素引起肉质下降，从而对食用者健康造成伤害。 自然主义的动物保护伦理的兴起相对晚一些。它兴起的大背景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环境保护运动，所以主张自然主义动物保护的重要伦理学家往往都是极具影响力的环境伦理学家。彼得·辛格在1975年发表的被当做“当代动物权利运动圣经”的《动物的解放》一书中，依据边沁的追求最大限度快乐的功利主义原则，提出动物对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能力使人类关心和关怀动物具有了道德合理性，从而把用于人际关系的平等原则拓展到人与动物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汤姆·雷根基于康德的道义论，提出动物和人一样拥有成为生活主体的特征，这使得动物也具有了天赋价值，因而赋予了动物一种道德权利。具有天赋价值的动物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人类不能把动物当做实现人类利益的工具，而应该尊重他们的天赋价值，维护它们“不遭受不应遭受的痛苦的权利”。与辛格和雷根从动物个体的感受能力与天赋价值论证动物权利不同，罗尔斯顿从生态系统的价值考虑人对动物的义务。他认为，在生态系统中，痛苦是一种必要的恶，一个坏的善，一种辩证的价值，所以人对动物个体的正确做法是“不要超越（动物生存于其中的）自然去给动物带来过度的痛苦”，更重要的是，伦理要突破只对有机体的关怀，进而将道德关怀扩展到物种甚至是生态系统。[3] 82，188，208类似地，克里考特依据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整体主义思路，以生物共同体的善作为道德判断的最终价值标准，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视野下来考察人类对动物的应然关系和态度。 与人道主义动物保护伦理不同，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罗尔斯顿及克里考特的理论保护动物、关怀动物的立场出发点不是人本身，而是非人类动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等自然存在。虽然被圈养的动物不能算作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但是动物解放论依据它们的自然生命和苦乐感受能力这样的自然属性，为保护这些动物提供理由。另外，因为这些理论具有另一个共识，即“伦理学从来都要求人们关心那些命运相关的伙伴，但是，如果伦理学把这种关心诉诸于开明的自我利益（一个人总是应该按照自己理智的自我利益来行动），包括物种的整个利益，那么它从来都是不令人信服的”[3]179。故笔者将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罗尔斯顿以及克里考特关于动物保护的理论统称为“自然主义”。 无论是人道主义的还是自然主义的动物保护伦理，都对中国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理论方面，人道主义动物保护伦理的相关著作《敬畏生命》、自然主义动物保护理论的专著《动物解放》分别在1996年和1999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并且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同时，在我国环境伦理学界，两种立场的动物保护理论尤其是自然主义动物保护伦理，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动物解放论者辛格的《实践伦理学》和动物权利论者雷根的《应用伦理学丛书——动物权利研究》分别在2005年和2010年被翻译为中文出版）。 在社会实践中，西方动物保护伦理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公众保护动物的意识和生活方式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