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国企改革 回应公众关切.docVIP

深化国企改革 回应公众关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探索的深入，各种争议也不绝于耳。其中以“国退民进论”与“国进民退论”最为典型。事实上这两种争议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同阶段上某些特点的反映。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时空上与国际上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存在着某种重叠，因而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在执行“有进有退”、“抓大放小”、“收缩范围”方针时，助长了某些地区或部门“卖光”国有企业为改革时尚的片面取向。“国退民进论”的争议与此相关。而发生在2008年以来的“国进民退论”争议，则既与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经历改革阵痛后的集体性崛起相关，也与金融危机中政府的4万亿投资大部分配置在国有大型企业有关，还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加强干预、西方国家采取的部分国有化措施相关。但这两种论断都有其片面性。 如果说，“国退民进论”指的是国有企业收缩战线、缩小范围、减少数量，从而让私企与外企扩大战线、扩充范围、增加数量，那无疑是正确的。统计数据表明，到2010年，在39个行业中，有32个行业是民企与外企占支配地位，国有企业占支配地位的只有7个行业。从1998年到2010年，全国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比由39%下降到4.47%，资产总额由66.8%下降到41.78%，主营业务收入由52%下降到27.8%，利润总额由36%下降到近27.8%，从业人数由60.5%下降到19.2%，增值税收占比由65.5%下降到37.2%。如果对此数据及其反映的事实视而不见，硬要坚持说是“国进民退”，那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正是在“国退民进论”的激烈争议声中，国有经济及其国有企业在“退却”中实现了集体性崛起，结构得到优化，布局更趋合理，实力得以增强。这种退中有进、以退为进的国有企业改革调整，不仅优化了国有经济及其国有企业的结构和布局，而且优化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整个国民经济的系统结构与战略布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既非“国退民进”，也非“国进民退”，而是“国民共进”。 至于说到近几年来“国进民退论”者们的猛烈批评和质疑，我们除了坚决反对其中某些人所坚持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主张外，其他的批评与质疑则多有合理之处。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既是公众普遍关切的热点话题，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必须重视并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重点问题。因此，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主动回应这些批评、质疑与关切。唯有不讳疾忌医，才能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国家设置国有企业主要遵循“市场失灵原则”、“产业调控原则”、“社会公平原则”三大原则进行。“市场失灵原则”是指只有当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对于某种产业或产品“失灵”时，即对于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不足或因赢利少甚至可能亏损使民间资本无力、无意进入，而社会又非常需要的产业领域，政府才不得不投资兴办国有企业去提供相应产品。对于市场调节可以自动实现经济运行效率的一般性产业，国有企业一般不再进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减少政府直接投资。“产业调控原则”是指对于那些关系到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领域，如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关系重大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对国家长远发展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产业、对处在幼稚产业阶段的民族工业，等等，私人资本不宜或不敢进入，政府应以雄厚的资金及人力物力支持积极介入，以提高自己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社会公平原则”是指有些产业如果由私人管理经营可能会限制低收入阶层消费、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出现贫富悬殊等，由于国有企业具备“社会目标”而非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优势，因而它的介入可以向社会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价格低廉的公共产品。 但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大国，国有企业配置的范围、比重、数量和结构，除了借鉴上述三大共性原则外，还应同时遵循两大特殊原则。其一是“政权巩固原则”。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坚持私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补充，其政权巩固不言而喻，无需强调；而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必须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巩固。其二是国际竞争力原则。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扮演一个比发达国家更为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国际经济领域。因为全球化，中国企业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但在关键领域的竞争力还非常弱小。即使如此，西方各国仍然以政治和国家安全为理由，拼命抵制中国国企“走出去”。如美国针对中国企业特别是针对中央企业持续采取许多限制围堵措施，其目的就是要限制中国企业发展的国际空间。目前，在我国民营企业普遍素质不高，不但在国际市场上难与跨国公司匹敌，即使是在国内市场也是如此，在国有企业大量退出的行业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