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论著辑要》中《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一篇勘误.docVIP

《文献学论著辑要》中《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一篇勘误《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一篇出自清金鹗《求古录礼说》卷一十五。金鹗，字凤荐，一字秋史，号诚斋，浙江台州临海人，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享年四十九岁。金氏邃于三礼之学，《求古录礼说》作为其代表作，“取《礼经》宫室、衣服、郊禘、祭祀、井田之类，并群经内关涉舆地、名物者，条考而详辨之，每条各为一篇，贯穿汉唐宋及本朝诸儒之说”，原原本本，以经解经，博大精深。 《求古录礼说》版本流变极为清晰。刻本以道光三十年（1850）陆建瀛本为最早，时陆建瀛巡抚江苏，在陈奂推动下，刻是书于江宁①。此本共十六卷，前十卷为金鹗手订，卷十一、十二为金城（金鹗之子，字子完）所辑，十三、十四为胡承珙所钞，而卷十五据刻本目录自注，“前五篇从《诂经精舍文集》录出，后四篇从胡录本钞出”，卷十六为金氏所著《四书正义》所轶存的《乡党通义》。此本虽为开创，但并非完秩，故在目录后附有轶文篇目。数年之后会稽赵之谦访得轶文七篇，同里管申季又辑得四篇，在同治六年（1850）由潘祖荫分别以《求古录礼说补遗》、《续补遗》之名刻入《滂喜斋丛书》第一函，即潘刻《滂喜斋丛书》本，或称赵管补辑本。光绪二年（1876），孙熹于黄岩复刻《求古录礼说》十五卷，《乡党正义》、《补遗》各一卷，此本系王世骏等人以黄岩王棻藏本为底本，配以潘刻本精勘而成，并附校记三卷于书后，刻版今藏黄岩九峰书院。抄本方面，可探知的有卢苹洲所售何氏钞本、黄岩王棻藏本及温州图书馆藏清孙诒让手校德清戴氏藏本等。 光绪年间（1875-1908）所成之《续台州丛书》甲集之一及光绪十四年（1888）南菁书院所刻《皇清经解续编》也收录该书，经比勘，《续台州丛书》应是翻刻孙本，而《皇清经解续编》应为选辑，不知何故舍弃了《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等篇目。 此外，阮元抚浙时曾录取金鹗《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等数篇文章，后刻入其《诂经精舍文集》，陆本十五卷之太半，皆系从中钞出。《诂经精舍文集》在嘉庆六年（1801）由阮氏琅嬛仙馆首次刻板刊行，入《文选楼丛书》（以下称琅嬛本）。道光二十二年（1846），阮元弟（一说从弟）阮亨恐阮氏文选楼、积古斋诸处所贮书板日渐零落，爰汇印为丛书，即珠湖草堂本《文选楼丛书》。清末又有重印。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复以嘉庆六年《文选楼丛书》本排印，即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下称商务印本），1985年中华书局据之影印。阮元主编的《学海堂经解》也将《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收入《经义丛钞》。 而张舜徽先生所编文献学经典著作《文献学论著辑要》②（下称《辑要》）中所选辑的《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一篇，与上述各本在文字上均有较大差异，与原有圈点的阮抄一系各本在句读上也颇有抵牾，现条述大端如下： 一、《辑要》云：“戴氏宏云：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箸於竹帛……” 共字陆本、《皇清经解续编》本均作其，误。王世骏《求古录礼说校勘记》卷三《校勘记下》本句下注“元本共譌作其，今正”，则王棻藏本当也误作其。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讹误，结合前述刊刻源流，笔者认为或与琅嬛本共字中间多刻了一小横有关，王世骏校记中也是这种写法。 二、《辑要》云：“書籍考云：靈帝西遷，縑帛散爲帷囊……” 灵帝当为献帝。 三、《辑要》云：“胡應麟云：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 据中华书局标点本《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甲部经籍会通 四》③：“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结合琅嬛本、商务印本，《辑要》标点当误。 四、《辑要》云：“今考唐書經籍志云：藏書分為四庫，經庫書緑牙軸朱帶白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緑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緑牙軸朱帶紅牙籤，其制度大略如此。” 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 ：“凡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与金氏所言并不同。 五、《辑要》云：“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流布天下，命馬縞、田敏等詳勘。” 此句琅嬛、商务印二本均断作“后唐长兴三年·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流布天下·命马缟田敏等详勘”，而据《旧五代史》卷四三《唐书十九·明宗本纪九》“（长兴三年二月）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又卷一二六《冯道传》：“取西京郑覃等所刻石径，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 则《辑要》当误。 六、《辑要》云：“後晉天福，又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用筆寫。” 本句琅嬛本、商务印本均作“后晋天福又有铜板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用笔写·”似比《辑要》中更为恰当。此句当从明人杨守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