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成环境的“趋同性”现象逐渐引起当今城市研究人员的注意.docVIP

　　城市建成环境的“趋同性”现象逐渐引起当今城市研究人员的注意 --城市建成环境的“趋同性”现象逐渐引起当今城市研究人员的注意 【提要】:文章指出由于规划的“物质性传统”并非是近代城市规划的直接起源,在时间和意识上要略晚于“社经传统”,因而认为现代城市规划传统是“技术(工程)传统”是失之偏颇的,然而从近代规划的发展历程看,无论是郊区社区还是花园城市,近现代城市规划的思维基点是建立一个新结构,而不是在设法维护一个既有结构。“新城模型”的价值标准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今天城市规划的思维方式,于是将针对规划新城的价值观、方法与经验引入既有城市的再开发规划,从而促发旧城的“新城化”现象。建议,今天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已经由新城建设转向既有城市的适应性维护,城市规划的价值标准也应随之作出反应。 【关键词】:传统;新城;规划 1.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规划界开始对近、现代城市规划“传统”进行再思考(批判),其实一些相关的反思国外从60年代就开始了,例如“科学与人文的局限”[1]、“模型规划与大尺度模型的障碍”[2][3]等等。目前国内的针对规划传统的思考大体集中在两方面[4][5]:首先,现代城市规划是不是“设计-工程传统”,持肯定的学者认为早期规划实践把建筑师的形式美学的平面设计观念以及工程师在市政设计时的思路和分析方法应用于城市,即使受系统工程的影响,规划已从简单的“蓝图式设计”向“过程控制”转变,却始终没有改变以工程技术为主导的(科学)思维传统;其次,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能不能完全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现代规划从职业建立初始直至今天,绝大多数“理论”均来自其他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等等),规划与其他专业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假设这两个“传统”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先天缺陷”,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规划中注重形式美学的“设计传统”并非是近、现代城市规划的传统,实际上是沿袭了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早的城市规划思路,因而就该问题而论,近代前与近现代城市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城墙的有无”与“尺度大小”上,规划方法并未转变,可见“设计传统”恰恰不是城市规划的近现代传统;再者,近现代规划的“工程传统”与上述的第2个传统(规划的理论)在逻辑上近于悖理:近代城市规划初期绝大多数“理论”(一些市政和测绘等“技术”严格地说不能称之为“理论”)并非来自“科学”或“工程”领域(实际上更偏重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为什么却产生了所谓“科学思维”与“工程传统”呢?关于这一问题,本文认为有必要再次追溯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分析城市规划的“工程传统”与“社会经济”思想,进而追问城市规划的“规划对象”(本文不涉及区域规划)以及针对不同对象的“规划的结构”是否一开始就存在偏颇?倘若如此,我们经常感叹然而却束手无策的城市建成环境的“趋同性”现象与城市规划在规划对象与结构上的“思维定式”有何关联? 2.近现代城市规划中的“新城模型” 2#8226;1　伦敦会议以前的近代城市规划的“传统”回顾 1910年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在伦敦召开市镇规划展览会,标志着现代城市规划的职业化开端[6],同时也是欧、美城市规划人员第一次洲际间会晤、讨论城市规划在官方赞助下的职业地位。在此之前,即现代城市规划的职业制度化建立之前, 19世纪欧洲近代城市规划思想一直以社会改良思想为核心,并集中体现在三方面: 1)降低或取消利率,抑制地产投机; 2)回归前工业化的乡村社区,改善工业化城市的居住环境; 3)利用家庭手工业农工社区或农场与工厂联盟,缓解或消除城乡差别。当时,受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斯宾赛(Spencer)等社会学家的影响,地产措施一直被当作解决工业化城市症结的根本手段,例如, 1847年由天主教领袖胡贝尔(Victor Hu-ber)和建筑师霍夫曼(C#8226;A#8226;Hoff-mann)在柏林成立了第一个公用设施联合组织,营建“共管”住宅以防止地产投机;又如,霍化德提出的“解决城乡矛盾的最终策略,也是首先以经济与金融改革为基础,通过发放不超过4%低息债券,获取建设资金、公益设施与绿地维护资金,试图在实现社区地产共管的基础上,开辟一条“真正的和平改革之路”。可见,19世纪欧洲的近代城市规划传统不仅仅是“工程传统”,同时还带有明显的社会经济改良色彩,因而若从近、现代城市规划最初的规划目标和思维基础看,近代城市规划的真正传统是“社经传统”,而认为现代城市规划传统是“技术(工程)传统”是失之偏颇的。今天我们认识到“城市规划与再开发的目的是实现社会与经济目标……现代城市规划的最终目标是社会的”[7],并非是规划的新目标的确立或新思维的诞生,而恰恰是近现代城市规划传统的再现。 2#8226;2　规划的“物质性传统”的形成 与“新城模型”的建立确切地说,规划的“技术(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