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现状.doc

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现状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目前全国律师队伍已超过10万人，178户中央企业也有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人员8700名，但仍有中央企业连一名专职的法律顾问都没有，其他企业日常法律事务开展就更不容乐观。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投入严重不足。据统计，美国企业支出的平均法律风险费用占企业总收入的l％，中国企业至少应该投入O．5％，但实际投入只有0．02％，美国企业投入是中国的50倍。中国企业平均法律事务费用只花费了应支出费用的5％，而大量的企业甚至连这5％的支出都没有达到，法律事务费用支出为零的企业也不在少数，但部分中国企业已跨入跨国公司之列，法律风险与国外跨国公司类似。这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法律风险防御能力很弱，因法律风险而遭受损失的风险更高。随着中国公司的不断国际化，面临的法律风险还将增加，专家预言：在随后的几年内还会有更多中国公司因法律风险遭受严重损失。中国企业的法律风险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回顾中国企业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的整体情况。 l·改革前的中国企业基本上是大一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即国有国营企业，尽管存在少量集体企业，但其管理体制与国营企业并无实质区别，其他所有制企业则根本不存在。国营企业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党和政府控制下的行政机构。这类所谓“企业”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既无独立性，更无创造性。它们接受政府的生产指标，产品由政府统购统销，利润由政府统分统配，对政府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这一时期的企业根本不需要与市场接触，企业生产、销售整个环节不需要合同调整，法律没有任何用处。 2·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呆滞、僵化，企业效率极度低下。正是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政府提出了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放权让利”是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和物质刺激，以图调动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其基本内容是：企业可以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要制定补充计划，自主安排生产；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自销部分产品；国家与企业以经济责任制的形式确定二者的责任与利益关系，允许企业有一定的自主分配的财力和经济利益，以使企业经营好坏与职工物质利益挂起钩来。1984年5月，国务院明确了国有企业可以享有十方面的自主权，即生产经营策划权、产品销售权、产品定价权、物资选购权、资金使用权、资产处置权、机构设置权、人事劳动权、工资资金使用权和联合使用权。由于主要还是依赖计划，法律规则运用范围非常有限，即使存在纠纷，由于物质的缺乏，企业基本属于强势群体在纠纷解决上具有优势，企业缺乏法律风险意识。 3·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鼓励全民、集体、个体、外商等不同所有制经济进行合作、合资、联合，小型国有企业可以“租”、“包”给集体企业或个人。1987年提出股份制作为一种财产组织形式，司以试行。1986-年通过《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企业资不抵债时可以申请破产。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第一次会议通过《企业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的第一部基本大法，该法律将改革以来国家搞活企业的有关法规、政策概括为十三项权利。另外，这一时期还相继出台《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三资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保护非国有经济的政策法规，这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非国有经济在这一阶段实现了突破性发展，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拥有较为独立的市场权利，追求较为独立的经济利益，其行为已具有典型的市场特征。然而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原则性，操作性较差，整个社会没有对法律调整形成习惯。仍然延续着人情解决问题的思路。 4．1992年7月，国务院发布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将《企业法》规定的企业十三项权利进一步具体为十四项权利，即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出口权、投资决策权、留用奖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其宗旨是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要求的、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由此，中国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正式确认，中国企业进入规范发展阶段。1993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公司法》，提出不同产权主体投资设立公司，其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伴随着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公司股票上市的规模不断扩大，相关法规不断完善。相继出台《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规，这些法规成为上市公司规范运行的重要保障。法律规范日臻完善，然而中国企业在商业经营高速发展过程中，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市场竞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