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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丢了钱包,为啥总能找回失而复得的高概率背后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原因，对失主有报酬请求的台湾，允许拾得人向遗失者索取报酬，真正地激励了拾金不昧 韩寒去台湾地区，丢了钱包。蒋方舟去台湾，也丢了钱包，均被找回，近日，又有新闻报出一名杭州男子半年前在台湾丢的钱包，也被寄回大陆。 为什么在台湾丢了的钱包，总能找回来？失而复得的高概率背后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原因，对失主有报酬请求的台湾，允许拾得人向遗失者索取报酬，真正地激励了拾金不昧，符合人性的制度反过来也最大程度地呵护了人性。 认领遗失物，需支付报酬 从古到今，如何认识、协调和处理遗失物拾得制度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一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在日耳曼法中，在遗失人认领遗失物时，则将原物交还遗失人，但其必须向拾得人支付一定的报酬。台湾民法第805条规定：“遗失物拾得后六个月内，所有人认领者，拾得人或警署或自治机关，于揭示及保管费受偿还后，应将其物返还之。前项情形，拾得人对于所有人，得（可以）请求其物价值十分三之报酬。” 也就是说，遗失人除了必须补偿拾得人为此的支付外，还有可能收到拾得人十分三之报酬的要求。这一规定后来改成了十分之一，中低收入户可以减免，另外还存在一些由法官来认定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所指的报酬是拾得人有权索取的上限，他当然也可以放弃不要。 如果拾得人要求报酬，但遗失者拒绝给予的话，拾得人可以对所拾得物品实施留置。在台湾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例：2010年的时候，南台湾一所大学法律系学姐捡到学妹遗失的4万元（新台币），就曾以台湾民法规定，要求学妹必须给她三成作为报酬，否则要行使台湾民法的“留置权”扣住4万元。可以看出，对遗失物品有报酬请求权的规定，无形中消弭了拾得人“得而复失”的心理落空。如果他真是对遗失物品存占有之心，在兼顾道德文化等因素后，他完全可以选择先交还给失主再要求报酬。 找不到失主怎么办？ 如果暂时找不到失主，而是先给了警察机关，对拾得人来说，也意味着更大的收益可能。台湾民法中第 807 条对此有明确规定：“遗失物拾得后六个月内所有人未认领者，警署或自治机关应将其物或其拍卖所得之价金，交与拾得人归其所有。” 今年2月，台湾屏东一位黄姓大学生在路边捡到一包10万元（新台币）的现金，家境不富裕的他，没有把现金占为己有，第一时间就送到警局，而这包10万元的现金半年内无人认领，于是就依法全归该大学生所有，他开心地去派出所领回这笔大红包。 大陆沿袭了苏俄民法的规定，无报酬请求权，无人认领无偿归国家所有。苏俄民法典规定拾得人有费用偿还请求权，而无报酬请求权，而且拾得人亦没有在一定条件下取得该遗失物所有权的权利。如果6个月内没有发现遗失人，遗失物即无偿地收归国家所有；遗失人在6个月期限届满后出现，其无权要求返还遗失物，也无权索取赔偿费。 因为大陆沿袭了苏俄的民法规定，而且中国的传统观念向来强调拾金不昧的道德标准，因此中国物权法并未将拾得遗失物确立为所有权的一般取得原因，而只是规定了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归国家所有。我国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在其第79条第2款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该款条文简单，并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对遗失物拾得所涉及的众多法律问题未予以规范，加之有解释权的机关迄今亦没有对其作出圆满解释，致使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各行其是。 捡了“钱包”后的两难困境 大陆的拾金不昧，让人不敢捡东西。捡了东西就会产生想占有的期待权，无偿归还失主的过高的要求，造成返还两难困境。捡到东西试图据为己有，这种心态在许多人身上都出现过，可一直以来这都被视为道德觉悟不够的表现，按照传统道德的要求，应该是丝毫不想占有迅速予以归还才对。可这种被传统所鄙视的心理，本身的存在是无法忽视，学术上其称之为期待权。 顾名思义，期待权是指权利人对某种特定的利益产生了期待，待特定事件的发生或一定期间的经过，权利人可以完全行使其权利并享受特定的利益。期待权作为权利取得的先期阶段，理应肯定其存在并且在立法上予以保护，对于侵犯期待权的行为予以法律上的救济。 可是大陆《民法通则》本着拾金不昧的道德要求，在第79条第2款规定，拾得人应将遗失物归还失主。另根据《物权法》第107条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可见，时效取得制度始终不被认可，同时对于遗失物拾得人期待权，在立法上也未设计相应的保护与法律救济。这显然对市民社会中人的行为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其结果使该法律规定形同虚设，不被信仰。而且在实践中极易发生纷争，造成遗失物返还陷入两难的困境。 因而，在大陆法律体系下，看到遗失物不捡最理智，因为保管花去成本最后要无偿交还根本划不来。 捡，还是不捡 在遗失物拾得这一法律关系中，存在遗失物所有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