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与谐社会秩序路线图三.docVIP

迈向和谐社会的秩序路线图三 　　四、何时步入良性秩序? 　　----秩序的绝对拐点和相对拐点 　　如果构建和谐的法律秩序是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个中期目标，那么，较为令人期盼的事情，莫过于法律秩序从恶化到步入良性状态的“秩序拐点”的出现。 　　本文讨论的“秩序拐点”，仍主要局限于一种理论抽象。真实的、能够精确计算出来的“拐点”是不容易找到的，因为它应该是一系列简单秩序拐点的叠加(如犯罪增长率、信访上访率、群体性事件的增长率等等)。从经验上判断，所谓“秩序拐点”并不是一个真正精确的“点”，而可能是一个“拐点区域”或“拐点区间”。 　　从理论上说，秩序拐点的出现取决于两方面情况。一种情况是，在防范性治理的力度及治理成效相对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社会改革进程的加快，通过对源头性问题的积极治理，使问题上升势头出现反向变化，使社会问题曲线产生呈下降趋势，从而出现了秩序好转的拐点。根据经验判断，在社会问题出现下降势头时，因为社会治理效果同步下降甚至出现更大幅度下降并且导致社会秩序恶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可以认为，一旦社会问题出现下降势头，社会秩序向良好方面转化的趋势就是一种大概率事件，近似地可以视为一种必然趋势。这种由于社会矛盾问题本身的下降，致使社会秩序好转的拐点，本文称之为“绝对拐点”。 　　另一种情况是，在社会改革进程的速度相对不变、对问题源头的治理力度与进度相对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大防范性措施的治理力度，使防范性治理的力度大于问题产生的势头，社会治理曲线在某一点上的数值开始大于社会问题曲线。由于其表现为问题的产生与防范性治理仍然均呈现上升状态，但后者大于(高于)前者，本文将其称之为“相对拐点”。 　　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即“绝对拐点”出现的时间问题。 　　“绝对拐点”的出现时间，受制于中国社会改革的总体进程。由于涉及的因素与方面众多，不可能一一分析，我们只取其中几个关键性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实现了在倒U形曲线上从“左侧”向“右侧”的转移，以此判断社会贫富分化状态是否得到改善，以及社会公正的实现状况。上面我们简单说到，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最主要根源，从简单的推理看，贫富分化的加剧有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进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恶化。所以，贫富分化严重状态的改善程度，与社会秩序从恶化到良性状态的“绝对拐点”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 　　接下面需要分析的问题是，中国目前是否已经达了贫富分化的最严重时期，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是否已经达到了最大值，或都说贫富分化的局面有无继续恶化的可能? 　　人们注意到，按邓小平1992年时的设想，在20世纪末中国达到小康社会时，应该着力解决贫富分化问题。邓小平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引者注)，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26)。人们可以认为，所谓“突出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与遏制收入差距恶化的拐点的出现，在时间上应该相距不远。然而，到了上世纪末，中国尚未下决心“突出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 　　为此，经济学界的前辈刘国光感叹，中国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是否时间有点晚了?不仅如此，对收入差距的趋势预测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可能还有恶化的趋势。刘国光说：“到世纪之交，我们并没有按照邓小平的预示，突出提出和解决贫富问题，调整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关系。……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收入差距客观上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一时难以倒转，隐含地解释邓小平的预言可能乐观了一点;看来要到2010年人均收入达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才有可能倒转下降，那时才有可能开始突出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效率与公平优化结合“的过渡(27)。 　　另有一种似乎更加悲观的观点，认为“按照世界各国普遍的收入差距倒U形曲线的轨迹，贫富差距的缩小只有在市场化转型彻底完成，产业结构走向成熟时，才有可能发生扭转。眼前，政府所能做的最多是缓解这一过程的震荡，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更多地帮助弱势群体提高收入而已(28)。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以提出“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倒U理论”著称的陈宗胜认为，在21世纪初叶，中国居民的收入差别将继续扩大，但边际增速将减缓，以基尼系数表示将逐渐接近和达到倒U曲线的顶点，并且很有可能会在顶点(0.45以上)上徘徊若干年份，使曲线的拐点呈不规则状(29)。就是说，21世纪初叶中国居民的收入差别很有可能会在高位上运行较长时期。 　　陈宗胜等人还利用回归方程以及预测出来的2000-202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出了1981-2020年的全国、城镇、农村居民的正常收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