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反懂的讨论及其理论反思.doc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反懂”的讨论及其理论反思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懂”/“反懂” “五四”初期的新文学由于深受西方 科学 理性精神的影响，在文学阅读和欣赏上主要体现为“懂”的方式。的确，“懂”是文学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读完一个作品之后，我们最容易问的问题就是：是否读懂了？如果没有读懂，是哪里没有读懂？为什么会读不懂？是作品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更进一步，如何定义“懂”？怎么才叫“读懂”了？对于文学欣赏来说，“懂”是否就意味着“欣赏”？不懂是否也可以欣赏？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已经打破了这种“懂”的文学理念，而出现了“反懂”或“非懂”的文学倾向。那么，对于这类作品，“懂”作为尺度是否还有效？二三十年代，文学界曾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和系统的理论反思，它深层地涉及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品格的认识问题，也深层地涉及了普遍的文学阅读和欣赏的理论问题。当今学术界对此尚缺乏基本的 历史 清理和理论研究。本文试图从观念和理论表述上进行清理和反思，以期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性。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于文学的“反懂”或“非懂”问题的讨论是从“象征主义诗歌”开始的，或者说由其引发的。 与“五四”初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相比，在文学精神上，象征主义诗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诗歌。初期新诗基本上走的是胡适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路子，坦白、直露，甚至于“说理”，俞平伯《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中的“第二条”就是“说理要深透、表情要切至、叙事要灵活”①。即使是自我表现，也是狂叫直说，周作人评价道：“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②而象征主义诗歌则有意反其道而为之，它反对诗的主题和语言的明晰性，象征主义诗人对“五四”初期的诗歌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梁宗岱说：“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体底流弊之洗刷和革除，简直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底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了。”③这种反叛使象征主义诗歌具有自己明显的特色：“象征派诗人大都排斥理性，强调表现变幻不定的内心情感、刹那间的感受情绪，表现梦幻和下意识的精神状态，表现幻想和直觉。非理性的幻想和直觉，本来就很暧昧模糊，再加上象征手法的朦胧含蓄，就必然导致意旨的扑朔迷离和晦涩难解，而象征诗派不仅不认为这是一种缺陷，相反却认为这是一种美学追求。”④象征主义诗歌使文学的非理性主义问题突显出来，这就对传统的文学理念、文学理念背后的深层的思想基础和思维方式、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创作方法等提出了挑战，也对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背后的深层基础提出了挑战。其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懂”的问题。曹万生说：“李金发以前的白话诗，没有人不懂的，但能懂的诗中大多诗美索然；李金发以后的白话诗，没有人都懂的，但不懂的当中有不少诗美盎然。”⑤对于这种不懂，文学理论必须予以解决，正是在这种讨论中，“懂”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 中国象征诗派的开创者是李金发，他也是象征诗派最有名的诗人。当时对李金发的诗抱怨最多的是“看不懂”，胡适称之为“笨谜”⑥。而笔者看到的最早对这种“看不懂”进行系统论述的是苏雪林。1933年，苏雪林在《现代》上发表了《论李金发的诗》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苏雪林认为李金发的诗“行文朦胧恍惚骤难了解”，“没有一诗可以完全教人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苏雪林具体分析了难懂的原因：一是“观念联络的奇特”，二是“善用‘拟人法’”，三是“省略法”。对于“省略法”，苏雪林特别进行了解释，认为它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文学”的手法，其特点是：“第一题目与诗不必有密切关系，即有关系也不必沾着做。行文时或于一章中省去数行，或于数行中省去数语，或于数语中省去数字，他们诗之暧昧难解，无非为此。”⑦她还特别以李金发的《题自写像》一诗为例进行了分析。《题自写像》原诗是这样的： 即月眠江底， 还能与紫色之林微笑。 耶稣教徒之灵， 吁，太多情了。 感谢这手与足， 虽然尚少， 但既觉够了。 昔日武士被着甲， 力能搏虎！ 我么，害点羞。 热如皎日， 灰白如新月在云里。 我有革履，仅能走世界之一角， 生羽吗，太多事了呵！⑧ 苏雪林分析道：“第一节起二句写景是容易使人明白的，忽然接下耶稣教徒太多情了云云又不知他的命意所在了。或者中间省去一段过渡的文字，所以变成这样款式。第二节意思是说我手足虽少力，比不上昔日搏虎的武士，但我自己很满意。第三节‘热如皎日，灰白如新月在云里’想在形容自己的容貌。我有革履云云与第二节相同。大约是说穿着革履的脚走路虽不快但我并不引为缺憾而希望生羽。”最后的结论是：“因为省略太厉害，所以李氏文字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