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因缘因素-以张爱玲为例.doc

　　中国现代文学的“因缘”因素:以张爱玲为例 【关键词】 现代文学;因缘;文化心理;佛学;现代性 因缘是一种宿命论,是明清小说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但是,在现代,它并没有因为受到新文学的逼压而消失。原因在于:一方面,通俗作家延续着古典小说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文学里的因缘叙述有其自身的价值。它超越了明清小说,体现出时代意义,换言之,因缘“老树发新枝”。下文将从作家、作家的因缘心理、因缘书写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文学中的“因缘”因素展开论述。 一、因缘:现代作家不曾遗弃的老话题 张爱玲散文《爱》只有短短的三百余字,韵味却悠长。如果拿掉最后一段,这篇短文仍然完整,而且主题似乎更为多义。首先,这是一个人生悲剧,主角的人生起点看起来不错,后来的她却一直走厄运。她人生不幸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少年时期,她有过一个十分不起眼的爱情故事。事实上,要把它称之为爱情故事十分勉强,但对她来说,它已经是全部。她把这一点光当作全部人生的亮点,这衬托出她人生的暗淡。其次,就女性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女性悲剧,她是传统社会里中国女性不幸的一个缩影。张爱玲对该故事的解读不是女性主义的,她走的是中国人熟悉的一条老路:缘。在芸芸众生中,他为什么就是她要见的人?在无限的时间中,她凭什么碰巧见着他了?这一切皆有因缘。张爱玲对故事的阐释在强化主题的同时,其弊端是掩盖了故事的其他所指;不过,它所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作家的注解暴露了她对爱情、人生的真实看法,它有助于读者直指作家的本意。 循着因缘去看张爱玲,就能发现她的小说有不少痴男怨女,他们中间的故事有不少被张爱玲纳入因缘的范围。《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与范柳原一开始很难说有情缘、姻缘,尽管七妹宝络的相亲使得他们有了相识、相知的机会。离婚回到娘家的自流苏很难以在白公馆立足,她得抓住青春的尾巴把自己嫁掉,范柳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后者仅满足于玩,这又是白流苏所不希望的。他们在香港玩“太极推手”,结局却是他们结婚了。原因很简单:“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在小说的结尾,张爱玲再一次落入自己的圈套:“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将凡俗叙事与因缘结合在一起,常常是张爱玲的拿手好戏。这一点,台湾学者林柏燕也认识到了,并基本上对张爱玲持否定态度。陈炳良《有关张爱玲论著知见目录》曾概述其观点:“他指出张氏的男女世界只有丑恶,同时‘时代感’显得薄弱。他认为首先‘她的题材意识往往不脱‘醒世姻缘’的窠臼‘。”“他”指的是林柏燕,这里所说的题材可能是主题,也有可能是指张氏小说的题材跟《醒世姻缘传》多有类似。无论是哪一种意思,显然,林氏意识到张爱玲在处理男女爱情、婚姻题材时常常有一种倾向,即把发生的事实归之于因缘。可怜女孩、白流苏的命运就不是人力能够争取到的,而是由难以言传的非人力所决定。不过,林氏的批评显然褊狭,因为他的落脚点是“时代感”、“大题材”。毫无疑问,他站在“宏大叙事”的立场上来看张爱玲,这难免会忽视张爱玲的民间性、日常性,更何况她小说中的因缘含义已超越古代小说因缘书写的佛教范围,具有时代特性。 现代文学中的因缘主题还可以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见到。这一派小说家多以叙述才子佳人的故事见长,在敷衍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时作家多从因缘角度来思考,如吴双热的《孽怨镜》、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程瞻庐的《唐祝文周四杰传》等。在通俗的消闲文学之外,笃信佛学的丰子恺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中多次阐发因缘。他的“因缘”不只局限在姻缘方面,如在《儿女》一文中说:“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由此能说明,因缘在现代文学里是一个并不少见的主题。而且,不同类型的作家对其均有所涉猎。除与古典小说颇有渊源的鸳鸯蝴蝶派、张爱玲之外,认同佛教的雅文学家,如丰子恺、许地山也以自己的方式叙述因缘。而启蒙作家则在因缘书写中否定因缘,如鲁迅在小说《长明灯》中将佛教包括因缘在内的迷信思想当作中国的传统大加挞伐。这种复杂局面源自现代文学的状况,从文学发展史看,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次彻底革命,但俗文学延续着传统,在雅文学中,文化背景不同的作家对因缘的看法有差异,这使得他们就同一问题的创作所表现出的面貌大相径庭。总之,由于社会变动、文学变革,作家的文化身份并不像往昔那么单一,因缘在现代文学中则呈现多义态势。 就目前对因缘的研究来看,它还没有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有学者在论述中国文学与佛学的关系时对因缘也略有涉及,但总体而言,这些相关论述有不少缺憾。从表面上看,他忽略了现代文学俗的那一个支流而只重视雅的文学,换一句话说,他只看到现代文学的主流。由“五四”所确立起来的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