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刑法增设性贿赂罪.doc

　　建议刑法增设“性贿赂”罪 　　“性贿赂”是指请托人为了获取某种利益而不惜牺牲自身或他人的肉体进行性服务，从而达到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与其进行不正当交易的目的。“性贿赂”包含“性受贿”和“性行贿”两个具体罪名。贿赂的本质是一种利益交换，包括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 一、我国“性贿赂”现状 　　“性贿赂”尚未入罪，打击“性贿赂”缺乏明确的 法律 依据，现行刑法及七个修正案都没有规定“性贿赂”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每一个倒下的贪官后面都有一个女人”，镜头一：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共收受贿赂4000余万元，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二人转”。由李平出面与请托人联系请托事项并收取贿赂款，由成克杰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在承包工程、解决资金、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镜头二：江苏省如东县“养鳗大王”顾成兵，4年内贷款达12亿元，一个鱼贩子靠着“金弹”和“肉弹”，居然百发百中，数十名干部被拉下水。镜头三，原深圳市罗湖公安分局女局长的安惠君常常利用职权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出差总要带个帅哥同行,被称为是“性受贿第一案”。镜头四：湖南省建工集团总公司蒋艳萍，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只用了短短13年，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桃色丑闻”，用“肉弹”击倒的各级干部就达40多人，从仓库保管员升到副厅级干部，性贿赂不仅助她官场发迹，还帮她疯狂聚敛财产1000多万元。被称为是“性行贿第一案”。　 　　权色交易愈演愈烈，呈蔓延之势，一些不法分子花钱雇佣“三陪女”，直接取媚个别贪官，要求或者迫使他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十个贪官九个色，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绝大部分贪官都有情妇。过去金钱对人的诱惑力大是因为口袋没钱，而现在不算巨额的 经济 利益已经不能使贪官动心了，这时，“性贿赂”就显示其巨大威力，成了行贿犯罪的绝招，贪官的色情腐败已疯狂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然而，我国刑法仅规定受贿、行贿和介绍贿赂三种形式，且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对“性贿赂”的界定和惩治标准确属“真空地带”，法无明文不为罪，这就等于用10万贿赂换取权力者100万的“利润”可定其罪，用10个女人换取100万“利润”却可以不予处理。这是立法的漏洞。 　　十年前，刑法学者金卫东就提出性贿赂属于贿赂犯罪的一种形式。赵平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2002年，翁维权等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同样议案，建议在《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增设“非财物贿赂罪”。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在反腐败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最近查办的几起部级干部受贿大案中，几乎都涉及到情妇。” 二、在刑法中增设“性贿赂”犯罪的必要性 　　“性贿赂”行为的普遍性和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将这种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 （一）增设“性贿赂”罪、可堵塞法律漏洞 　　刑法第385条第一款对受贿罪的定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389条第一款对行贿罪的规定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这两条都是针对财物贿赂犯罪做出的规定，但是贿赂的形式却远远不止财物一种，按照这两款规定，其他贿赂形式是不能按照贿赂犯罪来定罪量刑的。这就为那些利用美色进行贿赂犯罪的犯罪分子钻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对“性贿赂”作出规定可以有效地堵上这一个法律漏洞。 （二）将权色交易定为“性贿赂”罪、符合立法本意 1.“性贿赂”与财物贿赂所侵犯的客体相同。贿赂犯罪的立法目的在于同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作斗争，以保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它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权色交易侵犯的客体同样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权色交易行为同财物贿赂行为一样，都损害了社会公众对于公共权力的信赖感。性贿赂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原则”，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对于公职人员来讲，必须自觉遵守《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规范》。 2.性贿赂具有犯罪的实质特征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权色交易比权钱交易的危害更大，它策划于密室，行事于床笫，处心积虑，手段隐蔽，不留痕迹，作用持久，它滋生腐败，导致权力变质，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其危害可见一斑。因此，“性贿赂”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如果仅靠道德来调整保护显然是不够的。 3.惩治“性贿赂”犯罪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面对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遏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亦即通过刑事立法制止这种危害行为。因此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法机制的运作要同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性贿赂”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