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思考.doc

　　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思考 关键词：全球化 中国文化 界说 探讨 展望 公元2001年12月11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刻骨铭记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后者是把前者单一化（例如只强调全球化的经济面向）、意识形态化（例如只讲全球化的“好处”），而掩盖全球化过程可能带来的问题，例如跨国大资本和大资本集团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把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变得更边缘化，区域化，其实是如何把他们排除出去。而我所理解、所展望的“全球化”，不应当排斥差异性和丰富性（详见后文）。这是本文对“全球化”的第三项界说。 探讨：反思与应对 一、汹涌的潮流：全球化业已势不可挡，全球人士无处遁逃 无须否认，“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④]。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全球化”业已来临，并且来势汹涌，势不可挡，全球人士无处遁逃。 现在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虽然说常常是指经济（产品、资本）的全球化，另外再加上信息和技术的全球化。诚如前文所言，这并非“全球化”的全部内涵和外延；随着产品、技术、资本、信息等的大规模和高速度的跨国化，它们也带来了新的时尚、风气、品位，新的生话方式。这些新的生话方式，不但会与“后发社会”和“边缘社会”的部分群体（特别是其中拒绝“接轨”的群体）发中冲突，而且也会与整个“区域文化”（如中国文化，法国文化，英国文化，印度文化）发生冲撞——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此论旨推向极至。降而言之，即使是像可日可乐、麦当劳这样的东西，一方面固然是源于美国本土，代表了“美国式”的商业文化和快餐文化，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它们己经不能简单地“还原”（revert）为美国的民族国家利益，而更多的是代表了跨国资本的利益。在美国本土之外，也出现了与可口可乐、麦当劳利益相关的群体，其管理者和经营者，实际上站到了跨国资本代理人的位置，而不只是从前意义上的买办。 就本文论旨而言，“全球化”的面向或层面包含了全新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虽然“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从来就是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经济”。面对汹涌而至的“全球化”，作为“民族文化”之一的中国文化，其实也是无处遁逃——中国文化，必须直面“全球化”。 二、中国文化的界说：基本的价值观念与特有的人文关怀 文化（culture），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最大的一个标志，别离了文化，其实人类无处附丽；所以，文化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也是“人”特有的存在样式。 某一“民族文化”区别于另一“民族文化”的标志，就在于其作为核心部分的一套基本的价值观念。任何具体的民族文化，都拥有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念，显示出其特有的人文关怀方式。虽然说某一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历来是有变化的，但其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总是普遍而永恒的。作为某一“民族文化”核心部分的基本的永恒的价值观念，是对一群人给予“身份认同”（identity）的依据，从而使人知道“我是谁？”所谓文化“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形象地说就是不知道或不清楚“我是谁”。 关于“中国文化”的特色及特质，前贤大德、时下才俊多有评说，本处仅择其大义与要旨而言。（1）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浓郁的人文色彩，这恐怕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钱穆说，“中国文化，简言之，乃以人文为中心。人文二字，指的是人群相处的一切现实及理想。中国文化之表现与成就，都围绕着这人文精神作中心”[⑤]，中国文化“可谓之乃一种人本位之人文化，亦可称人伦化，乃一种富有生命性之文化”[⑥]。（2）作为颇具人文色彩的中国文化，其最为注重者恐莫过于道德精神。钱穆说：“中国传统文化，乃一种特重于道德之文化，亦可谓道德精神，乃中国文化精神中一主要特点。”[⑦]在《中国历史精神》的演讲中，他又再次申述此旨，“我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之道德的精神”。这在儒学上表现得最明显，钱穆用了一个“善”字来概括[⑧]。（3）中国文化又颇重伦理纲常。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写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⑨]。（4）就外在表现形式而言，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融摄性和包容性。中国文化之融摄和包容外来文化，主要有汉魏以降的佛教和明清以降的西学。至于中国文化的其他特质，在此不再赘述。 三、历史的借鉴：佛学的东渐与西学的传入 中国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历史，其实不乏现实借鉴意义。与中国文化相关涉的外来文化，主要有两大宗，一是汉魏以降的佛教，二是明清以降的西学。前一项业已告一段落，而后一项则仍在进行之中。 相对于汉朝以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