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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代的全球化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贸易保护主义是那只不叫的狗。尽管爆发了大规模金融危机，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仍在继续。这当然是令人瞩目的。那么，为何如此？这种情形能否持久？还有哪些事情需要做？自1990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贸易的增长一直远快于全球产出，其中，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速更是超过了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与全球产出之比已从1990年的9%，增至2012年的33%。同期商品和服务出口与全球产出之比从20%增至31%。到2012年，这些比率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前水平。如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和马丁?凯斯勒(Martin Kessler)在一篇发人深思的论文中所指出，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相对于全球GDP也大于以往任何时候，商品和服务自由贸易的程度日益提高。（见图表）“超级全球化”大力推动了新兴国家追赶高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从而形成“大融合”。因此，“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只有约30%的发展中国家（72个中的21个）正在追赶经济发展的最前沿（美国），追赶的速度大约为每人每年约1.5%”。两位作者继续写道：“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近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103个国家中的75个）开始追赶，追赶速度提高至每人每年约3.3%。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2008至2012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增长放缓，但追赶速度……仍维持在接近3%。”不可避免地，危机期间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程度非常有限：看看2010年世界贸易的强劲复苏吧。那么，为什么有可能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呢？我认为有五点。首先，自由贸易已被制度化为世贸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以及若干贸易协定，欧盟(EU)就是其一。其次，尽管出现了一些失败（尤其是在欧元区），但如今货币和财政政策都比上世纪30年代先进得多。第三，全球资本主义日益取代了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再与工人站在一个阵营。第四，有关市场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仍占据主导地位。最后，社会保障网尽管受到了严重冲击，但仍为失业人群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请点击放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答案是否定的。在理念、利益和技术的推动下，其进展看上去很有可能。然而，威胁依然存在，有些来自贸易体系以外，有些来自体系内部。一个外部威胁是全球不平衡。一个国家旨在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会对贸易伙伴国造成收缩压力，尤其是在总需求不足、利率超低的时候。过去10年里的汇率干预活动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另一项威胁或许来自全球环境外部性。假设一些国家对碳排放征税，以求减少不利于全球环境的温室气体排放。如果生产转移，那么这项政策目标就无法实现。届时，主张征收补偿性进口关税就会有充足的理由。这很有可能引发互相报复。另一项更严重的威胁来自高失业率、低增长率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全球化是导致最后一点的因素之一，尽管远非唯一因素。加剧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还有：技术、金融自由化和赢者通吃的市场。但这对自由贸易造成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该用一个更有效的全球货币机制来解决失衡。我们应通过全球协议来应对全球环境挑战。我们应通过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从赢家到输家的财富再分配来解决低增长和不平等的问题。但这一切很可能不会发生，这意味着贸易可能面临压力。然而，我们还看到了来自贸易体系内部的威胁。多哈(Doha)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已死亡或昏迷。不管怎样，本轮谈判似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人们对WTO的信心。尽管争端解决机制继续有效发挥着作用，但人们可能会揣测，一个无法实现进一步自由化的组织，是否仍将至关重要？另外，尽管商品贸易实现进一步自由化的空间有限，但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机会仍很大。替代选择是存在的：在双边和诸边基础上达成优惠的自由化。正如萨勃拉曼尼亚和凯斯勒的论文所指出的，全球30个最大出口国的约一半出口，流向其享受优惠待遇的贸易伙伴国。1990年至2010年，优惠贸易安排的数量从70个升至300个。然而，如今美国提出了“大型区域”协议：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其逻辑是，这是一种在志同道合的国家间实现更深层次一体化的方式。但这些计划还旨在将不断崛起的贸易超级大国——中国排除在外。这是有风险的：到头来它可能让贸易体系陷入割据状态。有没有出路？有。我们可以达成一项单一（而非两项）的全球安排：所有国家（特别是中国）都可在准备好遵守约定规则的时候自由加入。尽管这样做有风险，但风险将被降至最低。理想的情况是，通过在WTO内部建立相关机制，设法把这样的大型协议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连接起来。此外，如果我们有可能在多哈回合谈判的某一个领域——或许是贸易便利化(trade facilitation)——宣告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