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本明代官私刻书的数量和品种都远超过宋.PPT

五、明本 明代官私刻书的数量和品种都远超过宋、元。 究其原因，首先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巩固政权，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一方面又在中央和地方大力兴办学校，培养人才。 如明黄佐《南雍志》载洪武二年（1369）旨云： 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大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 既重视办学，也就必然重视书籍的出版和流通。如《明史》卷二载洪武十四年（1831）“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南雍志》载十五年（1382）太祖指出“今国子监所藏旧书板多残缺，其令诸儒考补，命工部督修治之，庶有资于学者。”都是当时的具体措施。 其次，明初实行简约的商税，扶持工商的政策，也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明代官私两方都形成了一些组织严秘、分工细致的出版机构。 如《大明会典》卷一八九载，嘉靖初司礼监内有刊字匠三百十五名，刷印匠一百三十四名，摺配匠一百八十九名，表背匠二百九十三名，及笔匠、墨匠各数十名。 又如无锡顾起经、顾起纶兄弟的奇字斋于嘉靖三十四（1554）年刻《类笺王右丞诗集》后面，即分写勘、雕梓、装潢、程限等类项附有全部开局氏里。由此可见顾氏奇字斋已颇具规模的出版社。 再次，宋元以来，通俗文艺日趋发达，明初统治者和宫廷宦官不少人文化水面不高，喜欢这类作品，这也导致了明代刻书数量的明显增长。 清梁清远《雕丘杂录》卷十五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如此计算，当时有二十余位藩王，则赐书总数约在四万本左右。这些书有宋元旧本，也必有不少时刊新本。 又明宦官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云：皇城中内相学问读《四书》、《书经》、《诗经》；看《性理》、《通鉴节要》、《千家诗》、《唐贤三体诗》；习书柬活套，习作对联，再加以《古文精粹》，尽之矣。 又云：《三国志通俗演义》、《韵府群玉》皆乐看爱买者也。 所以象北京都察院这样的衙门竟然也刻了《三国志演义》、《水滸传》是不足为怪的。 明中叶后，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市日趋繁华，市民阶层日益活跃，通俗读物较以前就更多了。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明代的插图本与套印本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明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记载了明代官私出版的书籍约二千五百种，为我们研究明刻本提供了依据。 钱亚新曾编《古今书刻》刻书统计表，今转载如下：《古今书刻》上编大致反映了隆庆三年（1596）以前明代刻书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央有十一个单位刻了四百四十七种书，这说明中央部门刻书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其中内府刻八十三种，占相当大的比重。《明史·艺文志》序云：“明御制书文，内府镂版，而儒臣奉敕编纂之书，及象魏布吉之训，卷帙既夥，文藻复优，当时颁行天下。” 内府刻书由司礼监主管，司礼监设有汉经廠、番经廠、道经廠。 汉经廠刻印一些经、史、子、集；番经廠刻佛经；道经廠刻道藏，因此后人又将明内府刻本称为经廠本。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七著录《经廠书目》一卷，其提要云： 明内府所刊书目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此书，亦作一卷。经廠即内繙经廠，明世以宦官主之。书籍刊版，皆贮于此。所列书一百十四部，凡册数页数，纸墨多寡，一一详载。盖即当时通行则例，好事者录而传之。然大抵皆习见之书，甚至《神童诗》、《百家姓》亦厕其中，殊为猥杂。今印行之本，尚有流传，往往舛错、疑误后生。盖天禄石渠之任，而以寺人领之，此与唐鱼朝恩判国子监何异？明政不纲，此亦一端。 这种经敞本，因为校勘不精，后人不甚重视。 从《古今书刻》刻书统计表中还可以看出，在中央刻书的十一个单位中，以两京的国子监刻书较多，共三百一十四种，占中央部门所刻总数四百四十七种的百分之七十，占全国所刻总数二千四百八十二种的百分之十二。 《南雍志·经籍考》分制书、经、史、子、文集、类书、韵书、杂书、石刻九类，共著录了三百〇一种书。由此可见，南京国子监的刻书情况。南京国子监的书版多自旧国子学而来，还有少是各地送缴的。南京国子监持续不断的补刻了许多书，而且经过比较认真的校勘，质量比内府刻本要高一些。 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又建立了北京国子监。《古今书刻》著录了北监刻书四十一种，成化《国子监通志》卷九载北监书版四十七种，可见北监书版比南监少的多。其中最重要的要算翻刻南监校刊的《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六《明北监二十一史》云：“北监《二十一史》奉勅重修者，祭酒吴士元、司业黄锦也，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雕，阅十有一载，至三十四年（1606）竣事，皆从南监本缮写刊刻，虽行款较为整齐，究不如南监之近名，且多讹字。” 张秀民《明代北京的刻书》：“北监本板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校对鲁莽，讹舛较多。辽、金诸史缺文动至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