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义利观念的时代演化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下）.docVIP

　　论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义利”观念的时代演化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下） On Ethics and Economic Gain ---- the evolution of “Yi-Li” conception and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market economy YE T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836) Key ark Blaug）等主编的较权威的专业工具书《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就将斯密首先界定为伦理学家。 在学说史上有认为《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主义与《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是矛盾的，这就是所谓“斯密问题”。斯密阐释了人的利己要求在自由放任中通过竞争达到富裕，私利的最大化追求促进了社会的公益。人的道德情操与自利本能在经济学中实现了统一的可能──个人“利己心”的满足可以带来社会公利，经济与伦理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命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统一。B.曼德维尔（ Mandeville ）1714年出版的《蜜蜂寓言：或个人的罪恶，公众的利益》为斯密所引用，也被J.M.凯恩斯说成是对经济学的“剑桥传统”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也有学者从人性的不同侧面解释“斯密问题”，或从市场经济既承认利己行为的合理性，又需要道德与正义来规范这样的内在矛盾来认识“斯密问题”。斯密从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理论中引申出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为经济运行机制制定了道德价值目标，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形成中就凝铸了经济伦理的合理内涵。但是，斯密上述理论也有局限，马克思认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关键在于斯密讲的“私利”本身已被社会化了。马克思说：“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个人不能离开社会实现其利益，故“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⑤ 纵观西方经济学发展史，应当说古典时代重人文精神和经济伦理还与学科的不发展相关，但此传统在一个不短的历史时期中是有普遍意义的。德国历史学派虽与英国古典学派不同，但也注重经济与社会文化、道德伦理的联系。从F.李斯特（List）、.韦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说影响深远，不仅对东亚经济腾飞要因的探寻，而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解释都是如此。 “边际革命”是经济学的转型。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效用学派，其中数理学派（代表人物如英国的arshall）、30年代中期的J.M.凯恩斯（Keynes）以及再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C.库普曼（Koopmans）及Л.В.康托罗维奇（Канторович，1975）、G.德布雷（Debreu、1983）等等都是数学家，数理化、模型化成为西方经济学的趋势，人文精神与道德伦理趋于淡化。 可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从“边际革命”以来，几乎不再把经济伦理问题纳入正式的或称标准的经济分析之中。究其因，至少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理性的自利行为被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点，而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似乎成为经济行为的全部内容，其余则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 然而， 这样的趋势并不能客观把握经济事实，因而也不断受到冲击， 当“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基本假说之局限越发显现，“不讲道德”倾向的“经济学”越来越受到质疑批判；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负反馈结果，更加速了经济学人对古典价值的回归和对现实冲突的解难。新制度学派反对回避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主张从制度变迁进行经济结构分析。不同视野的学术复兴和创新可以回溯到半个世纪以前。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意见，如“芝加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 F. H. 奈特（Knight）1966年发表《作为绝对伦理学的抽象经济学》（《伦理学》76）；“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K.E.博尔丁（Boulding）主张经济学的重建，1969年发表《作为一种道德科学的经济学》（《美国经济评论》59）；芝加哥大学教授G.S.贝克尔（Becker）1974、1976年分别发表了以家庭行为为主的利他主义经济学分析的论文（《政治经济学杂志》82、《经济文献杂志》14），他还在1976年出版了《对人类行为的经济探讨》、1981年出版了《论家庭》等著作。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布坎南（Buchanan）从公共选择和经济正义视角进行经济伦理与期望价值等方面的研究，1978年发表《市场、州和道德范围》（《美国经济评论》68）。1988年德国学者P·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l;kono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