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生成与存在中的意义.docVIP

　　论“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生成与存在中的意义 　　 　　由重写文学史引出的话题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存在的自身理由。这一结论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她本应存在，一是她为什么得以存在。前者说明的是特定时代文学存在这个事实，后者则指的是特定时代文学存在的内部根据；前者是事实判断，后者则属价值的判断。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她是时代和历史在中国现代这一时空中的自然选择，其存在的合理性，就事实而言只需时代和历史自身做出证明，不必进行价值解释。但是，当我们面对文学存在的生命力这一问题时，就必须超越事实而进入价值的领域，回答的将是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会继续存在，即对其生命力的存在给出合理的价值结论。自现代文学诞生以来，对其进行价值解释始终是研究者的中心，都力图从思想、艺术等方面证明她的合理性。然而，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过去的种种结论遇到了一个口号的严峻挑战，即在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这是富有颠覆性的挑战，其核心是企图对现代文学的价值进行重估，对现代文学存在的价值予以再定位。因此，这一口号的喊出，其意义是积极的，对于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存在意义，无疑会起到推动作用，可谓适逢其会。 　　自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以来，80多年过去了。对人类历史而言，这实在是弹指一挥间，不过是人类时间链条上的极小一环；但对于一个仅有30余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学存在，80多年的历史积淀，后人完全有资格对其存在的意义做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意识和评价条件基础上，近十多年来，现代文学研究者喊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期对中国现代文学存在本身进行冷静客观的认识和观照，从而达到纠正在几十年中，现代文学研究界形成的基于特殊集团、党派利益及其心理的误读，使中国现代文学还原她自己的真实意义，使现代文学家的价值身份得到真正的认定和确立。 　　从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正式出现的革命文学到30年代初中期蓬勃发展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性色彩愈来愈浓。这一文学发展趋势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走向确立了内容和价值基点，而且也为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评价作家作品的价值基础，革命性批评话语模式因此得以建立起来并在当时就占据了支配地位。到了40年代，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显著标志，一方面，创作内容的政治、革命和阶级的倾向性日益鲜明，一方面，以政治革命与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研究、解释、评价模式也得到进一步强化与定型，政党、阶级的利益成为判断作家作品的主要价值尺度。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昔日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呐喊的革命、左翼文学理所当然成为惟一正统，以政党、阶级利益为灵魂的文学研究、评价标准自然得到扩展巩固，成为最真实的话语霸权，于是，现代文学研究者逐步养成了高度的研究自觉性和批评思维定势，政治革命解读，意识形态批评，政党阶级分析等模式，便在研究者那里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即使少数清醒的智者在内心深处已认识到此种解读评价方式的偏颇，但在权力的运作之下，也只能被动地接受并不得不运用这种方法。事实上，在特殊的权力语境里，在研究领域要想获得某种发言权，尤其是在因文字、思想动辄得咎的年代中，研究者要想保证自我生命的存在并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获得说话的资格，屈服于权力与权势研究话语并依附它们，实在是正常而普遍的事情。所以，当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作家作品以及种种文学现象进行解释评价时，实质上他们是在代表一种政治权力、意识形态话语霸权进行着一场政治意识形态性的生死判决，是在替主流意识形态发言，为统治阶级权力意志的实现开辟道路。这种基于政治集团、党派根本利益和特殊舆论引导的判决，其自身的合理性是存在的；但过于强烈的党派集团阶级的主体性与研究的实利主义也就自然产生，甚至出现不顾客观对象实际的主观偏执夸大性。于是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就有了这样几种情形：与主流话语相吻合的，便无限夸大其价值；与权力主体需要不合甚至对立的则予以漠视、否定以至彻底打倒；与此需要虽有联系但并不明显的则千方百计用拉郎配的方式将其强行纳入自己的轨道，不惜误读，做出有利于集团、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利益的解释。如果我们冷静地回忆一下几十年来的鲁迅研究史，革命、左翼作家研究史，自由主义作家研究史，反省一下对鲁迅及其继承者，对沈从文、张爱玲，对茅盾、赵树理，对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人以及对种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的研究，是不难得出上述结论的。因此，重写文学史既是对现代文学的价值进行重估，对现代作家作品进行价值的再定位，对现代文学各种思潮、运动、现象进行符合文学自身目的性的再解释，又是对以前主流研究话语模式垄断地位的颠覆，以期使现代文学以及构成现代文学存在的作家、作品等的价值还原到应有的位置。这一口号无疑与80年代的回到尼采、回到鲁迅的文化思潮相关，也与当时正在引进的后现代的解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