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对话和中日关系的未来——关于东史郎现象 的考察.docVIP

　　记忆的对话和中日关系的未来——关于“东史郎现象” 的考察 一 东史郎，1912年4月27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1937年8月应召入伍，曾经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1939年9月因病回国，1944年3月再次应召侵华，日本战败后，于1946年1月回国。日记是他在第一次侵华时记录的战地日记，共有五卷之多。 1987年，京都市民运动团体举办“为了和平的战争展”。东史郎应组委会要求展出了他的战地日记。接着，日本青木书店于同年出版了该日记的一部分，名为《我的南京步兵队》[i]。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东史郎日记的第一个版本。“考虑到五十年间一直害怕公开发表的我的这部私人战斗与加害记录，如果作为肩负着日本明天的年轻一代和年轻的母亲们的和平与不战的教材能够起到一点作用的话，我才决定在这里公开发表”[ii]这是经历过战争的老人的醒悟和心愿。和平与不战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日记出版六年之后的1993年，日记有关南京大屠杀时期的部分所涉及的“邮袋事件”当事人桥本光治以损害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和青木书店以及《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iii]编辑人下里正树。这一明显具有右翼背景的东史郎诉讼案[iv]一审、二审东史郎均告败诉。东史郎不服办决，进行了上诉。1998年12月22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东史郎再次败诉的判决。这个判决遭到了日本支持东史郎的正义人士的反对[v]。中国媒体也报道了这个判决结果。这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个不顾历史事实、伤害受害国国民感情的判决刺痛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作为战争加害国的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意象开始在中国民间蔓延。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于1998年12月23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次日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东史郎日记案败诉发表评论说：“中方注意到日本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的判决，对这一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和遗憾！”[vi]中国把东史郎日记引起的诉讼案看成是日本一部分人企图否定战争的行径，东史郎败诉意味着这种图谋的得逞。日本右翼势力的行为改变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给人的整体意象。作为受害国的中国，对这一事件做出强烈反应应该说是自然的。 接着，1999年4月，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东史郎日记》。东史郎在《东史郎日记》的序言里说：“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孔子曰：‘过，则勿惮改。’因为我们错了，所以必须反省，切不可成为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vii]关于出版意图，出版前言是这样记述的：“一、是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二、是向广大读者奉献一本完整的《东史郎日记》的需要”，“三、是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需要”，“四、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有力声援”[viii]。日记内容记述的是1937年8月至1938年9月之间东史郎的所见所闻和它的思想活动。南京大屠杀正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东史郎日记》的发行量就达到15万册这一空前的发行量，可见日记的影响之广。1999年5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世界知识出版社又以《东史郎战地日记》[ix]之名共同组织出版了1938年10月至1939年9月的日记。这一部分日记的主要内容记述了东史郎参加武汉会战、襄东会战等战役中侵华日军的暴行。东史郎日记在中国的相继出版，表明中国对东史郎的支持。这种支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利用东史郎反对日本，从实质上讲，应该是中国对日本右翼挑衅行为的反击。“他写日记，也不是为了发表，故意写进不真实的虚假情况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的日记同样是一种书证，一种重要的书面证据；从政治上讲，他公布出版日记，是想把战争的真相告诉公众，教育后代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再不要发生那种悲惨的战争，同时促使人们反省：为什么丝毫不受良心谴责坦然干出杀人强奸放火抢劫等不人道行径？为什么在家乡时是善良的人会变得如此野蛮？是什么促使他们干出这样不人道的勾当的？对此必须作出深刻的反省和严格的检讨。作为他自己，公布日记是为了忏悔过去，抛弃过去成为一个新的东史郎，为中日友好世界和平奋斗的东史郎。他这样做，弥补了他过去的罪行，受到了人们的的欢迎。”[x]东史郎从一个加害者转变为谢罪者，日本右翼对他的打压使他得到中国的广泛支持。在日本，他是右翼的攻击对象，成了不公正审判的牺牲者。在中国，他作为与他的祖国为敌的英雄成了热爱和平、反省战争并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日本人的代表。这里形成了一个简单的逻辑：对他的迫害就是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侮辱，因为他揭露了战争罪行。尽管我们清楚地知道右翼势力不能代表整个日本，但右翼势力操纵的审判结果在这一刻改变了人们的想法。人们对东史郎命运的关注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东史郎日记》这一文本内容的关注和研究。东史郎日记又一次引发了对过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