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衰歇.docVIP

　　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衰歇 一、考据史学的倾向及其流弊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还曾经深刻洞察说：“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2]的确，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古史辨派”和史语所三者，虽各自有其特点，然其“整理国故”的方法大多都不脱考据。[3]曹聚仁即言：“近顷之治国故者，虽取舍不同，准的非一，……其用力之所在，必不离于考订名物训诂诸端”。[4]他还将北大《国学季刊》视为“‘新考证学’的园地”；[5]胡厚宣同样也回顾说：“当时北京有所谓京派，讲切实，重证据，为新朴学，新考据。京派主要在北大，北大以胡适为翘楚，……表现在史学方面的是整理国故的国故学、疑古学、古史学。”[6]至于傅斯年，则更将史语所的旨趣明确定位于“近代的 历史 学只是史料学”，并且坚决声明“反对疏通”。[7] 从崇尚考据、反对疏通出发，“整理国故运动” 自然 呈现出一种“非 哲学 ”倾向，这在傅斯年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27年，他就曾说:“五年前在欧时，见到 中国 之大兴国学、大谈其所谓文化，思著一小书，姑名为‘斯文扫地论’，其中章四：一、绝国故，二、废哲学，三、放文人，四、存野化。”[8]此前，他在致胡适信中也说：“我当方到英国时，觉得我好像能读哲学书，甚至德国哲学的书。后来觉得不能懂得德国哲学了，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现在偶然那[拿]起一部Hume来，也不知所谓了。总而言之，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石头了。我于这个成绩，也很欢喜。”他并且说：“中国严格说起，没有哲学，（多谢上帝，使得我们天汉的民族走这么健康的一路！）”[9]此外，他在致顾颉刚信中也表示：“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10] 此后，傅斯年在1929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坚持认为：“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11]差不多同时，他在北大授课时也说：“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作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作如生物学、地质学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 艺术 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12] 傅斯年这种观点还深刻影响了胡适。[13]1926年8月24日，针对傅氏8月18日来信所言，胡适复函说：“这几年我自己竭力学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学，不看西洋哲学书，把西洋人的蛛网扫去了不少，自己感觉痛快……这一层我很得意。因为我是名为哲学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吃饭家伙丢了。”[14]1929年6月3日，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哲学的根本取消：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一时不能解决的，如将来有解决的可能，还得靠 科学 实验的帮助与证实。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即使提出解决，也不过是一个待证的假设，不足以取信于 现代 的人。故哲学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15]另外，据钱穆回忆，胡适在1931年任北大文学院长时，“曾言其办文学院其实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16] 在傅斯年的影响下，胡适甚至放弃了使用“哲学史”一词。他在1930年撰《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一书，虽有意续其早年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但已不再以“哲学史”命名。到了晚年，他则坦率表明：“我个人比较欢喜用‘思想史’这个名辞，那比‘哲学史’[更为切当]。”[17]对此，他还曾解释说：“他（指傅斯年——引者按）不赞成用哲学史的名字来讲中国思想，而主张用中国思想史的名字。”[18] 至于顾颉刚虽出身于北大哲学门，却也同样主张：“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 发展 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19] 显而易见，国学门、“古史辨”以及史语所三者，尽管学术路向有所歧异，但都反映出一种“非哲学”的倾向。而由此出发，“整理国故运动”还进一步呈现出了某种“非史观”的特征。这在民国史学界盛行“史观”的潮流之中，映衬得尤为明显。[20] 例如，作为近代“新史学”的先驱，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曾阐述道：“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也。凡学说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