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度鉴学派.docVIP

法国年鉴学派 192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的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由此引发了20世纪西方史学最为重要的变革，并围绕《年鉴》杂志形成了几代有影响的历史学家群体，他们被称为年鉴学派。法国史学家埃马努厄尔·勒华·拉杜里这样评论到：“总有一天，当我们的同胞在总结20世纪的知识、科学和技术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军事技术、尖端工业或原子物理等领域内，并不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浅薄的法国人或许能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毕竟在1930年至1965年间，全靠“年鉴派”的努力，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历史学家。” 《年鉴》创刊的目的是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旧的史学传统，推进新式史学。《年鉴》背后的主导理念，首先是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其次，是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年鉴》创始人费费尔提出“在史学框架内综合所有的知识”；最后，打破专业的严格界限和门户之见，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进行合作。正如费弗尔所说的，“历史学家，必须是地理学家，也必须是法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年鉴》杂志的编委会中就汇聚着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 年鉴学派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如亨利·贝尔。贝尔于1900年创立《历史综合评论》，提出“历史综合理论”，强调史学要成为科学并能提供切合实际的解释，就必须“包罗人类生活的一切因素”；史学“只有包容整个人类的演变，并同生活的一般演变息息相关，才能享有科学的尊严，才能对人类的命运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就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细节应居于次要地位，研究工作必须受整体性的问题支配。”从这样的历史综合观出发，他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杂志不但吸纳了费弗尔和布洛赫等历史学家，而且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作为编委和合作者。 此外，年鉴学派倡导多学科合作也和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的学术经历有关。两人当年在巴黎高师读书时就受到不同学科的学者的影响，比如费弗尔受到地理学家保罗·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哲学家兼人类学家吕西安·列维-布留尔，艺术史家爱弥尔·梅尔和语言学家安托恩·梅列特的影响。布洛赫从社会学家涂尔干那里受益匪浅。这些培养了他们跨学科思考的方式。他们最终创办年鉴学派则要归功于任教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术氛围。一战后的斯特拉斯堡刚从德国手上收回，斯特拉斯堡大学是个名副其实的新大学，这一背景利于知识创新，为跨越学科边界的思想交流提供了便利。在费弗尔与布洛赫周围聚集着一个活跃的跨学科群体。亨利·布列蒙是里程碑式的著作《自宗教战争以来法国宗教情感的文学史》的作者，他对历史心理学的关注，启发了费弗尔本人有关宗教改革的著作。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代表人物乔治·勒费弗尔也在该校任教，他对心态史的关注与年鉴学派极为相近。古代史史学家安德烈·皮加涅尔对罗马竞技的研究与布洛赫的《国王的触摸》一样，显示了对人类学的兴趣。 年鉴学派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29年-1945年，第二阶段从1945-1968年，第三阶段从1968年-1989年，第四阶段从90年代至今。费弗尔和布洛赫是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费弗尔的贡献在于首倡“心态”对历史的重大影响。他的名著《马丁·路德传》与《16世纪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致力于探讨历史学与集体心理学的关系。在《马丁·路德传》中，他注意到1517年路德的潜在追随者仍旧是市民阶级，这一群体正得到“新的社会重要感”，对教士在上帝与人间的媒介位置感到不适。在《16世纪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中，费弗尔力图表明在拉伯雷所处的时代，看起来好像与现代人极为接近，但其实是相当遥远的，而这是由于心态器具上的极大差异造成的。 布洛赫的《国王的触摸》被很多历史学家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著作。该书研究的对象是从中世纪到18世纪流行于英国与法国的信仰：国王借助触摸之力，通过为此举行的触摸病人的仪式，可以治愈淋巴结核，即所谓“国王之恶”的皮肤病。该书的贡献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它并不局限于中世纪这样传统的历史阶段，而是讨论的是后来布罗代尔称之为“长时段的历史”的东西。这一长时段的视野让布洛赫得出下述结论，即触摸仪式不仅在17世纪，亦即笛卡尔和路易十四的时代存在，而且路易十六触摸的患者比其前辈更多；二是它对“宗教心理学”也有贡献。这一研究关注的是奇迹的历史，它讨论了人们如何可能相信此等“集体幻觉”的解释问题；三是它运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该书对曾施行国王触摸的英法两国做了比较。 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在费弗尔1956年辞世后，布罗代尔占据了法国历史学家的第一把交椅，此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他成为《年鉴》杂志的主编，将其名称改为《经济、社会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