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韩伯泉教授的访谈.docVIP

57年：一位教授的慢成 ——韩伯泉教授专访 在启身访谈前，我曾口算过这位教授的教龄：若从1958年他进入学院开始，时至今日，竟然有57年。这让我想起去年的一则新闻：一位未满32岁的中国小伙儿成了美国哈佛大学的物理学正教授。这种差别，更是让我对学术研究的差异这方面产生了疑惑。 1957的2月26日，毛泽东主席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载入史册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讲话里提到了关于民族矛盾的分析与解决。不久后，国务院批准筹办广东民族学院，以承担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的任务。翌年，学院开始在广州招生，而韩伯泉也在这个时候跨进了广东民族学院的大门，自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学术研究，以及不断思考对自己研究有利的方法论。 20年后，学院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1958年之前的韩伯泉是个博学多识、对很多事物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观点的年轻人，也恰逢是一介书生，便开始了文学评论的工作，有时也会写小说——实际上，韩伯泉原本就爱写小说，也是广东小小说第一人。时至今日，韩教授依然会写小说，“最近才刚写了个小说，叫《三代人的对话》，说三代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着不一样的青春。”韩教授乐呵呵地边扳着手指边讲，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烁着创作乐趣的花火。 1958年在进入广东民族学院后，韩伯泉为了教学上的需求，减少了文学评论的创作。1961年，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学院从广东广州搬迁到了海南。也就是从搬到海南开始，韩伯泉开始研究民俗文化，又因本地多黎族学生，韩伯泉也便先研究黎族文化。 韩伯泉在进行教学与研究时，喜欢带上学生们一起去当地有特色的文化地址，以便进行田野作业。自然而然地，韩伯泉与他的那帮学生便混得特别熟。而他对那几个调皮的学生，印象则更为深，“尽管有些学生看起来很调皮，但实际上是很有潜力的，他们在改掉了那些坏脾气后就会变得很好。”韩教授在谈到一个学生“改邪归正”的历程时，如数家珍，从他的语气中可感一丝欣慰。在谈到一对学院学生的恋爱事迹的一些细节时，韩教授也是开心地笑了起来——这些与学生的点点滴滴，使得韩伯泉开始对广东民族学院有了些许感叹。 韩夫人也是对这些学生的事迹记得一清二楚，时不时地会补充两句，这让一同而来访谈的谢校长连连赞叹不已，“你看，他的学生你也这么熟悉、这么了解。”其实在1961年学院迁址时，韩伯泉是举家一同迁至海南的，当时海南的学生们也会经常到韩伯泉家中拜访、活动，韩夫人对韩教授的学生亦如此了解，那也就不足为奇了。 韩伯泉一家很快便在新校区内安稳了下来，还在当地生了两个孩子，这让韩伯泉一家都欣喜不已，也对广东民族学院开始有了一丝家的感觉。在此期间，韩伯泉也根据当地的黎族文化创作了许多独具海南黎族风情的文学作品，如黎族歌舞《采风歌》，同时也发表了如《黎族民间故事选》、《黎族民歌选》、《黎族民间文学概说》等专著。 1981年经批准后，广东民族学院终于搬回了广州。这个时候，距韩伯泉第一次跨入学院大门已经超过了二十个春秋，他早已被人尊之为教授，而他也将学院视之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所以实际上我生活工作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增城，另一个就是广东民族学院。”韩教授略提了提声调，扳着手指，一口白牙笑如花。自此，韩教授便一直生活工作在广东民族学院，就连退休后也是和韩夫人继续生活在学院内专门安排的楼房，也见证了学校大门的牌匾从“广东民族学院”到“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的更替。 居然和我们一样在晚上强制停电 但学术之路并不似上述一笔带过般的轻松，其中也有些坎坷。 1958年，全中国开始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大食堂是其产物。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吸引了绝大多数人民参与进来，可惜因管理未考虑周全，造成食者多、劳者少的问题。不久后，又由于诸多因素，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出现，直接反映出的现象就是人民开始没饭吃。 在那个年代，原本教师有着很好的粮食补贴，譬如像韩伯泉那样的教师们，在广州时，起初他们是每月都有30斤米、半斤猪肉等。后来粮食供应不足，需要分一部分去资助人民群众，最直观的便是大米的供应量减到了每月26斤。这点粮食对于教师们来说，有点难办。 “不够吃怎么办？拿花椒籽磨成粉吃，拿石榴叶磨成粉制糕吃，拿一些植物又磨成粉来吃，以此充饥。”韩教授略带无奈地说道，而我脑海却浮现出一幅有什么磨什么的场景，竟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 谈到资源缺乏这一块时，韩教授回忆起了自己在增城中学念书时生活条件情况。那时学生们挤在一个小课室进行晚自修时，一到晚上八、九点就强制停电，经常低头时作业还没写上几行字、一抬头周围就已经因停电而似墨水倾天泄地一般黑暗，连隔壁同学是不是朝夕相处的同桌都不敢相认。我忽然想到在增城一中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晚